1906年7月，戴鴻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從日本、美國到歐洲考察，一回到上海，張謇、湯壽潛等就四次謁見，竭力勸說他們迅速奏請立憲，不可再延宕。就是在這一年，湯壽潛向朝廷遞了一份《為憲政維新瀝陳管見事》，要求維持輿論，制定報律是用來保障而不是摧殘報紙，以合乎憲政之名。在當時推動立憲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端方等抵達天津時，有8萬名學生上書要求頒布憲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說，這年9月1日頒布的“仿行憲政”上諭只是順應了這一時代的呼聲，其中確立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原則。
消息傳來，朝野上下、商學各界一片叫好聲，到處奔走相告，認為這是千古未有的盛舉，有人甚至喜極而淚下。“運會來，機緣熟，文明灌輸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及今朝。”揚州商學界自編的《歡迎立憲歌》傳達的就是當時普遍的心聲。預備立憲詔書在全國許多省份激起了熱烈的反響，商界、學界、報界，紛紛開會慶祝。這一切完全都是自發的，不是官方組織的。在晚清經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自治組織和新興的學校、報紙，成為憲政最堅定的支持力量。
湯壽潛寫信給瞿鴻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襲之政體，不待人民之請求，一躍而有立憲之希望，雖曰預備，亦極環球各國未有之美矣。”他內心的欣喜畢露無遺。包括他在內的許多善良的人們，在專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個世代，真的以為清朝要踏上憲政軌道了，從此可以過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們的願望是天真的、可憐的，誰又能想到這一切都只是空頭的許諾，只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
1906年的預備立憲從官制改革入手，設立了專門機構——編制館，只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中央體制的改革，實際上的改動幅度很有限，僅以滿、漢之分來說，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門大臣都是滿、漢各半，改革以後名義上說滿漢不分，實際上11個部的13名大臣、尚書中，滿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漢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憲派由此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