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體制大致上確立以後，當年11月5日厘定官制大臣通電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體制的方案，計劃將地方分為府、州、縣三級，各設議事會，由人民選舉議員，公議應辦之事，設立董事會，由人民選舉會員輔助地方官，辦理議事會議決之事，逐步推廣，設立下級自治機關，另外設立地方審判廳，受理訴訟。現在來看，以“地方自治”為內核的這一方案，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大約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雖眾說紛紜，看法不一，但都表示推行難度很大。
最重要的還是民間憲政派的自發組織應運而起，它們幾乎在一夜之間冒了出來，這是1906年慈禧接受憲政改革主張的最大成果，以鐵鑄的事實證明了國人對憲政的熱忱。最具影響力的立憲派團體就是“預備立憲公會”，從1906年9月上旬開始密商、討論，12月15日在上海愚園正式開成立大會，投票選出15名董事，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成員以江、浙、閩為主，逐漸拓展到國內十多個省及港、澳、海參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議局議長或副議長後來也都加入進來，特別是在上海，大致上囊括了工商界、新聞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書、榮氏兄弟等實業家，《時報》的狄平子、《中外日報》的葉瀚、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張元濟等報人和出版家，創辦浦東中學堂的黃炎培、楊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奮、楊廷棟等年輕才俊。“預備立憲公會”存在的時間比較長，一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停止活動，做了大量推動憲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書刊、普及憲政知識，僅孟昭常編的《公民必讀》就發行了13萬冊，其次是開辦法政講習所，第三是推動地方自治及咨議局的成立，第四是編訂商法。這個重要的立憲團體，每年選舉一次，湯壽潛多次當選為副會長，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辭，1910年還是當選了。
其他各省的各種立憲、自治團體也相繼誕生。在海外，康有為將“保皇會”改名為“帝國憲政會”，留學生楊度在日本組織了“憲政公會”，梁啓超組織了“政聞社”。從上海到日本東京，民間立憲團體的破土而出標誌著時代風氣的轉換，如果說康有為、梁啓超是在1895年甲午戰敗的淚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的，那麼張謇、湯壽潛這些立憲派代表則從1906年開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在這一波推動憲政變革的浪潮中，他們的聲光蓋過了康、梁一輩，這已經是他們的時代。他們與江南新型工商業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他們有相當的社會基礎，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士紳、讀書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湯壽潛和張謇一樣，在立憲派中屬於溫和派，他認識到立憲的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民權的伸張，二是法律的制訂，三是輿論的監督，法律不僅約束人民而且約束君臣，凡事取決於公論，“尤為憲政之本”。1906年，他們兩次聯名發出請速開國會電，要求以兩年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時不可失，敵不我待”二語。結果當然都是被擱置了。他已看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在《擬上攝政王書》中指出“今則預備立憲，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還是沒有放棄立憲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