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實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頹廢，在幾年之內他發表了許多的著作，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戲劇、有翻譯，在語言文字上更獨樹風格，是一般人難望其項背的。”（葉公超語）這一點，我們哪怕讀一則當年他在《晨報副刊》為青年沈從文作品寫的“編者按”就夠了：
作者的筆真像是夢裡的一隻小艇，在波紋瘦縑縑的夢河裡盪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餘的：因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鬆最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餘的：因為春草的發青，雲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創刊號問世，發刊詞出自徐志摩的手筆，那時（1928、1929年之際）“新月派”的那批朋友雲集上海，幾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飯局，每次兩桌，經常參加的有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劉英士、羅隆基、聞一多、饒子離、張禹九、張滋闓、葉公超，這大約就是《新月》的基本陣營。“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歡喜不置，他從不談文學，談的都是吃、穿、頭髮、玩……”，徐志摩愛神聊，上天下地聊。葉公超記得，1927年之後，徐志摩在光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見面的機會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個通宵，“從輪盤賭的神秘說到人生的運命，買賣金子的虧贏：販賣鋼版皮口袋和頭髮網子人的面貌，說到這裡窗外布穀的聲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種種的歌鳥，泰戈爾歡喜的花鳥，愛爾蘭人葉慈給泰戈爾的一封信，與他只有兩面因緣的曼殊斐兒，曼殊斐兒的眼睛，哈代說話的音調，每早光華道上的的鳥聲，桌上那書皮的顏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記中記著他和胡適的聊天，也是無所不談，“談書、談詩、談友情、談愛、談戀、談人生、談此談彼：不覺夜之漸短”。
《新月》從創刊號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編輯，從2卷1期到5期，編輯是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饒孟侃、徐志摩5個人。此後，很長一段時期《新月》曾由學政治學出身的羅隆基主編，發表了許多批評時政、倡導人權的文章，與國民黨當局面對面交鋒，大致上以這個時期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對此都有微詞，好長時間不給《新月》寫稿，羅隆基幾次寫信向胡適抱怨。但是我們不能忘記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正是這位“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詩人，也曾為《晨報詩鐫》的“紀念三一八”專號寫下《梅雪爭春》：
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
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
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
我替你備下真鮮艷的春景：
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
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