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譴責了那一場“屠殺無辜”的“空前的血案”——“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裡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像。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他說：“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頭，“四一二”的血腥氣還未散盡，他寫下了《殘春》一詩：
昨天我瓶子裡斜插著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邊掛；
今兒它們全低了頭，變了相：
紅的白的屍體倒懸在青條上。
窗外的風雨報告殘春的運命，
喪鐘似的音響在黑夜裡叮嚀：
“你那生命的瓶子裡的鮮花也
變了樣：艷麗的屍體，誰給收斂？”
雖然，從他當天的日記，我們看不出這詩和“四一二”有任何的關係。但恰好此刻，“紅的白的屍體”、“艷麗的屍體”出現在這位常以“一片雲”自許的詩人筆下，究竟還是值得尋味，留待後世研究徐志摩的專家去考證罷。他是一個骨子裡的詩人，唯美，唯愛，但他也有憤怒的時候，當然即使憤怒也是那麼美，那麼詩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適、朱經農，對著西去的夕陽，在西湖邊一家茶樓門外路邊擺桌子喝酒，他為金鍊似的夕暉余影，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瘋癲似的醉了”。飯後他們再到湖心亭，他橫臥在湖邊的石板上，論世間的不平事，憤怒極了，呼喊、詛咒、頓足都發泄不夠。後來，他獨自划船，繞湖心亭一周，聽著槳破水波聲，才勉強壓下了無名火。我更喜歡這個入世的、憤怒的徐志摩。他的筆下向來不是只有空靈、美麗、輕盈和飄逸，還有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嬰兒》《毒藥》等都可以為證。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報》第39期發表短文“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說法，批評當時的社會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許理想，“因為理想好比一面大鏡子，若然擺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魎的丑跡。”他讚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義”，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書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會裡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籲：“要保全這點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我們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