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这番话就很可能帮你立案，如果有证人的话。”
“可是没有证人。”
“是没有。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点考虑了，那就是我们所称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的：一个人受到某一种类型事件的多次骚扰，这些事虽然本身并不具有性的性质，但却可以积累起来，构成以性别为基础的骚扰。我不认为你仅仅依据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断言工作环境不友善。”
“我明白。”
“你描述的事件本来可以是清清楚楚的，遗憾的是它却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转向骚扰的辅助证据。比如说，你真的被解雇了。”
“我认为实际上我已经被解雇了，”桑德斯说，“因为我正在被强行调离我所在的部门，而且我将不能参与分股。”
“这我知道，但公司提出将你横向调任这一举措使事情复杂化了，因为我想公司方面可以非常成功地辩解说：他们除了将你横向调任以外，并不欠你什么。他们还可以说：公司从来就没有许诺过要给你子公司独立上市时的金蛋;说子公司独立上市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个打算，将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公司不需要赔偿你的希望，你对未来的某种渺茫的、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因此公司会声称横向调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若拒绝，理亏在你。他们可以说你事实上是高职，而不是被解雇。这样一来责任就会推回到你头上。”
“这简直荒唐可笑。”
“实际上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假如你发现自己患了晚期癌症，6个月之后就会死去，你能要求公司把独立子公司带来的收益付给你的亲属吗?显然不能。子公司独立上市时，如果你正在公司里工作，你就参与分股;如果不在，你就不能参与。公司对你的义务不会超出于此。”
“你是说我干脆就得癌症算了。”
“不，我说的是，你只顾忿忿不平，认为公司欠了你什么东西，而法庭不会同意这一点。根据我的经验，性骚扰指控往往带有这种特点。人们到这里来时忿忿不平，满肚子的冤屈，认为自己有某些权利，而实际上这些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
桑德斯叹了口气。“如果我是女的，情况会不一样吗?”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性骚扰很难证明，即使是在最清楚、最极端、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情况下，也难以证明。大多数案子发生时的情况都同你的案子一样：房门关着，没有目击者。结果只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空口指控。在这种没有确凿的旁证的情况下，惯常的偏见经常是对男子不利的。”
“唔。”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1/34的性骚扰案子是由男性提出指控的。其中大多数案子是指控男性上司的，不过有1/35的案子是指控女性的。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因为现在工作场所里女性上司越来越多。”
“这我以前不知道。”
“人们不常讨论这一点。”弗尔南德斯边说边透过眼镜框上缘仔细看着桑德斯。“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且根据我的观点，它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性骚扰同权力有关——它是上司对下属滥用权力的行为。我知道有一种时髦的观点，说女性与男性有根本的区别，女性上司决不会对雇员进行骚扰。但是我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什么都看到过。我耳闻目睹过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其中有许多事情我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这一切使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个人不太同理论打交道，我必须与事实打交道。根据事实，我看不出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有多大差别，至少没有任何可以作为依据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