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一带经济富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著名的江南小镇乌镇。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继续得到壮大呢？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明朝封建政府的压榨和摧残。比如说，丝绸、瓷器和茶叶是中国历史悠久、驰名世界的主要商品，很久以来，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几项制造业应该是最有可能出现生产方式变革的领域，但正是这几种商品的生产遭到了封建宫廷和官府的严厉控制、垄断和掠夺。如苏州是明朝纺织业的中心，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为明显的地方。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织造太监孙隆来到苏州检查征税情况，以此为生财之道，设立了名目众多的税项，结果使得“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当地的丝织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再如万历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允许各地开矿，可同时却又派出大批宦官去做“矿监”、“税使”，一时中官遍天下，他们到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使全国许多重要的工商城市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明后期的横征暴敛只是个别行为。相反，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相比，明朝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事实上要少得多，近代西方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对工商业征收重税的基础上的，而我国明朝对工商业的“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指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些学者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而得出的，因此从逻辑上讲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事实上，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明《南都繁会图》（局部），描绘当时江南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