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徐光启并不是一个任凭天主教摆布的一般教友，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如何改变现实，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天主教，他以为新传来的事天之学，可以改变现状，实现他的理想，因而，他提出了“补儒易佛”的口号，也就是说，要给孔孟之道补充新的血液。因此，徐光启信教不是沉溺于追逐天堂的荣华富贵和死后的灵魂永生，而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宗教信仰（其中包括一定的宗教礼仪），可以在中国出现一个超越唐虞三代的理想社会。
徐光启墓
所以，作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非常积极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也是实现他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传教士所传播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亟传其小者”（刻《几何原本》序），他还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结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泰西水法》序）。因此，徐光启科学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他本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和他本人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弃家出游顾炎武北上之谜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这是清初大儒顾炎武在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写下的诗句，诗中以精卫为喻，将他抗清复明、立志复国的决心表露无遗。就是这样一个拒不与清合作的顾炎武，却在1657年过江北上，在此后的25年的漫长岁月中，顾炎武都是在北方度过的。顾炎武为什么要去北方？他在这25年间究竟干了些什么？离开富庶繁华的江南、离开自己的亲人，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度过余生，如此反常的举动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
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年轻时，顾炎武便参加了明末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复社，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他的名言。1645年，清军南下江南，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与好友归庄在昆山举起义军，组织、领导了昆山的抗清斗争。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成就颇广，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在清初学术界居重要地位，因此清政府多次想请他当官，但都遭到了顾炎武的严词拒绝，终身拒不仕清。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兄弟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意。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顾炎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后人的景仰，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顾炎武更是受到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