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该完全否定史可法，要转换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和认识这个人物。他们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无论史可法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整个社会充斥着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史可法在保卫民族利益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精神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宝贵。史可法抗清是清朝统治者南侵后第一次遇到的坚决抵抗，他拉开了持续四十余年之久的抗清斗争的帷幕，成为抗清的一面旗帜。史可法抗清的影响扩展得非常迅速，史可法的名字也非常具有号召力，这些都表明广大人民对其已经有了公正的评价。这也正好符合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所论述的：“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
扬州史可法纪念馆
此外，他们还认为，关于史可法的“联清灭寇”主张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主张是史可法在清兵入关早期的政治主张，史可法始而力主“灭寇”，继而主张“联清灭寇”，进而转为“御敌灭寇”，最后“坚决抗清”，这种思想转变是受当时的形势所逼，因为朱家王朝岌岌可危。但不管怎么变化，他的思想轴心只有一个，即中兴明室。而中兴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在哪？左良玉的部队虽号称八十万，但盘踞武汉，不听调度，能够暂听指挥的合四镇之兵也不过十万人，且均系骄兵悍将。兵力不足怎么办？史可法以唐肃宗“借兵力于外夷以张军势”的思想为基点，希望历史上“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的故事重演。同时对于清贵族蓄谋取明而代之、入主中原的政治企图缺乏认识，于是“联清”思想应运而生，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史可法对清统治者的野心已经了然，思想也逐渐转变，但对满清仍抱有幻想，直至议和破裂，最后走上坚决抗清之路，遂有“扬州十日”。应当看到，在史可法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对农民军“一矢未加”，那高喊的“灭寇”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与其政治生命相始终的，这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史可法当然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限。要史可法去违背封建道德标准，在崇祯帝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去联合“君父之仇”的“寇”是不可能的，故而不得不选择有先例的联夷政策。而且，当他一看出满清的阴谋，便由“联清灭寇”而转为“御敌灭寇”，毅然走上了抗清复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