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对董其昌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或许这样的评价是对的，因为在士大夫、文人圈里，可能董其昌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后，他同时却又有着卑鄙龌龊的一面。这两面同样是真实的，只是如果没有“民抄董宦”这样的事件，后人恐怕至今也不会了解到他的另一面，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复杂的。
名联公案东林书院名联之谜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书院依庸堂里题有一副抱柱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广为流传，学人皆知。然而，这副名联还有一段公案未能定论，就是到底是“事事关心”还是“事事在心”？同时对联的作者也是个谜。
提起东林书院，很快让人想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等明末士大夫。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安希范等所谓“东林党”人在此著说讲学，这副对联相传即为顾宪成所撰。顾死后，对联被后人刻写挂在惠山寄畅园旁顾氏祠堂里，由于历史的久远，祠堂毁坏无存。经过岁月的冲刷，直到上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林书院才得以重修，这副对联才被重新刻写挂在院内。1960年，被誉为“三家村”之一的著名作家邓拓先生来无锡参观东林书院，见到这副对联，心情非常激动，印象非常深刻，回京后就写了篇《事事关心》的文章。邓拓在《事事关心》的名文中，提倡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国家大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无锡大观》，记载此联却为“事事在心”。稍后，1930年代出版的《无锡指南》中有两处提及此联，一处标注“事事在心”，一处却是“事事关心”，前后自我矛盾。由于邓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事事关心”说广为流传，现代流行的教科书一般采用“事事关心”的说法。孰是孰非却一时间难以断定。“事事关心”便于学生记忆，而且比较符合当时建国后的政治氛围；但从明朝后期的社会背景仔细推敲起来，“事事在心”则有着更为深厚的哲学意义和人文背景，更具合理性。
东林书院依庸堂
明朝专制君主集权日渐走向极端，厉行禁忌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使宋明理学神圣化，并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八股化，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官方所规定的四书五经为标准，考生必须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埋头苦读，答题也必须有固定的格式，以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决不允许有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对于那些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株连九族。然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民间的自由思想。在民间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文艺领域有唐寅、祝枝山、徐渭等狂放之士，思想领域则有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以“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命题，“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心学的主旨。王阳明称，事父事君之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而且，心学受到禅宗的极大影响。在禅宗里，很早就有“念念在心”的说法，即“念佛须念念在心，深求佛教实义”之意。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有着明显的反抗封建专制压抑的自由倾向，是对越来越专制的明朝社会的反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哲学背景下，顾宪成创作该联时，写成“事事在心”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