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做事麻利泼辣，而且从不犹豫。汉恩斯听了命令以后，把不容易碎的东西捆在一起，干脆就从喷烟口里掷了下去！
我听到了空气移动而发出的又响又急的声音。叔父身靠着喷烟口，满意地注视着那些行李被掷下去，他站着看得楞住了。
“好，”他说，“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让任何一位诚实的人告诉我，听到了这几个字是否可能不害怕。
叔父把仪器的包裹背在背上，汉恩斯背起了工具，我扛起了枪。我们开始依次下降——先是汉恩斯，然后是叔父，最后是我。我们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下降，只有小块岩石掉下去的声音划破了这一片寂静。
我一手拼命抓住了两根绳子，一手用一根尖头包铁的棍子使身体稳定，就这样下降。只有一种思想占据了我——恐怕有些地方没有立足点。这根绳子似乎不够我们三个人用。我尽量少用它，象完成奇迹似地使我自己在突出的熔岩块上得到平衡，我的脚尽量象手那样地工作着。
每当汉恩斯脚下滑了一步，他就静静地说，“小心！”
“小心！”叔父重复说。
半小时之内，我们全部到达了坚实地伸入喷烟口里面的一块岩石的表面。
汉恩斯拉住了绳子的一头；另外一头飞了上去，穿过上面突出的岩石又掉了下来，跟着也飞下了一阵象雨点、甚至于可以说象冰雹的碎石子。
从我们的小平台的边缘上往下看，我还是看不见底。
绳子的运用重复着，再过半小时，我们又下降了二百英尺。我不知道我的这位如此热爱地质学的叔父在往下爬的时候是否还想研究一下周围土地的性质。反正我对这些一点也没有加以注意，管它是新地层、古地层、铅质的、沙质的……我毫不感兴趣。然而教授却显然在观察，在注意，因为有一次在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越向前走，就越有信心了。这里的地质和达威的理论是完全符合的。我们是在最原始的地层上，这里发生过燃烧的金属和空气、水接触而产生的化学变化。我完全不同意关于地心热的说法。不信我们以后会看到的。”
还是这个结论，我可没有兴趣再和他争论了。然而我的沉默却被认为是同意的表示。我们又开始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