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並不相信三叔在報紙發表的那些話，除了認為這只是日本軍隊挑釁、相信國聯會斡旋處理外，還有什麼？
他也知道，寧錚做出這種決定，是廣泛聽取了梁維鈞、湯爾和等資深外交官的意見，其中湯爾和剛從東京回來，他告訴寧錚，日本內閣對關東軍不聽命令的舉動極為不滿，正在極力壓制，他們不會聽之任之，所以，等待國聯才是出路。
國聯，指的是當時的“國際聯盟”，也是今日之聯合國的前身：幾乎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國家都加入其中，巔峰時期有五十八個會員，一致同意遵守《凡爾賽公約》，旨在調節會員國紛爭、促進會員國合作、發展經濟，厭惡戰爭所以熱衷於消滅武器，曾樂觀地認為一戰是“結束了所有戰爭的戰爭”。
“……你忘了去年的‘中東路’了麼？”寧錚苦澀地問。
說起來，中東路又是東北的一塊頑疾，而且其歷史形成原因極其漫長複雜。
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縱橫東北全長達兩千八百餘公里的東省鐵路，使沙俄的勢力伸向東北。第二年日俄戰爭爆發，以沙俄戰敗而告終；日本取得了長春至大連的“南滿鐵路”的使用權；而從滿洲里至綏芬河、哈爾濱至長春的中東鐵路，則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後來沙俄由蘇俄替代，寧錚有了想一勞永逸武力收回蘇俄中東路路權的決心，南京政府也表態支持；奈何形勢比人強，寧軍慘敗，而南京政府原本許諾的支持到後來也被證實不過是空頭支票一張；此次行動，更直接導致蘇俄與中國斷交。
寧錚與江先生相差十四歲，人生閱歷自是不同；他們的關係，也非常奇特：亦師亦父亦友亦敵——跟在黨內血雨腥風的權力鬥爭中殺出重圍的善於玩弄權術的江先生比起來，寧錚的政治敏感度和有效手段則是少得可憐。
寧錚最痛恨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而江先生最痛恨的，則是一切要取他而代之的人，威脅到他“中華民國政府主席”地位的人，兩人道不同，不相為謀。
當年的東北易幟，除了寧錚厭惡中國人打中國人外，想舉全國力量共御外敵也是結盟主因；但從去年的中東路事件，寧錚已經看出，當東北的危機到來時，南京政府並未如先前承諾的那樣，迅速派兵支援，給錢給人，而只是虛張聲勢，在後面搖旗吶喊……全是虛的。
中東路事件，套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讓寧錚“理想的頭撞了一個大包”。
而此時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幹什麼？從五月開始，有粵系軍閥揭竿而起，討伐南京政府，江先生當然不能坐視，立刻全力反擊；此事剛剛告一段落，他又揮師中央軍三十萬兵力，進入西北進行“剿匪行動”。
這“匪”，並不是西北常見的如臭名昭著的黨跛子那種——其人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膽大包天到破壞周秦文化，從而成為千古罪人的傳統意義上的土匪——而是由進步力量組成、深得人心的“共匪”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