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又清了下喉咙：“请问每年二千万发薪水，这个估计，你从那里听来的，赖先生?”
“算也算得出来。”我把电话挂断。
我走出办公室，我要去找那位早年被狄科尔开除之后，跑去对狄太太说，安迪睦是狄科尔故意送去自杀出差的那位女秘书。
她并不难找。
她的名字叫闵海伦。相当好看。金发碧睛，稍嫌过重，但对打字机还是一流手法。
她目前在一家公司上班，老板不准部下在上班的时候嗑牙，所以她也不愿在上班的时候嗑牙。
我祗得约好她晚上请她用饭。
我回到办公室上班。
“你有封电报。”卜爱茜告诉我。
“是桂律师巴纳来电，电文简单：‘好极。可继续。’”
一位柑橘林之声的记者来电。希望对我专访。
“对谋杀案我不可置评。”我说：“你必须去找桂律师，……”
他的声音相当激动。“管他什么谋杀案，”他说：“我来找你是为了那工厂。”
我问：“你有没有和你们商会主席说过工厂的问题。”
“我有没有和他谈!”他高一点声音说：“他和我们谈了。”
“你们有没有访问聂缺土?”我问。
“老兄，帮帮忙，”他说：“告诉我，这件事和聂缺土到底有些什么关系?”
“我只是问你，你们有没有访问一下聂缺土?”
“没有。”他简短地说。
“我建议你们去访问一下。”
“我们知道，”他说：“有些事在酝酿。也可能会爆发出来，另外有一位代表级的也承认自聂缺土手中接收了二千元竞选捐献。他坚决表示这和土地使用改变无关。他说他自己要亲自调查这件事。假如这笔捐献有任何一点点意思是要他赞成土地使用改变的，将来投票的时候，他会投反对票。”
“你们柑橘林的政治制度真是健全!”我说。
“这是不是讽刺?”
“是不是讽刺!”我说：“你说什么呀?那些人接受了竞选捐献。他们也声明了不知道这些钱和悬着未能表决的土地用途变更有没有关系。”
“等一等，”记者说：“你认为这样将来会不会造成反效果的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大家都表示清白，没有受拜托，一律投反对票，最后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机会。”
“这要看他胸襟和眼光来决定了。”我说：“为了个人利益或是为了怕自己受嫌而影响地方选民的利益都是不对的。至于贵地方的事，我实在无可置评。”
我把电话挂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