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她丈夫说：“不能说一下打击声，至少她不能宣誓她听到。”
“之后，”我说：“他发动车子出去，是吗?”
“那又有什么不对?”鲍先生说：“公民爱干什么都有自由，这是个自由国家，不是吗?”
“那不一定，”我说：“还要看你对自由的定义。”
我转向鲍太太：“你有没有看到他把一个尸体搬上车?”
“没有，没有，”鲍先生向他太太喊道：“没有!美黛没有。”
她什么也不说，把嘴唇拉得长长的，脸上没有表情。
我说：“对于这种证据，你要隐瞒，会自己吃亏的。”
鲍华其委屈地说：“老实告诉你，其实只是夫妻吵架而已，一场普通的口角，不过喊叫声多了一点，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也许有一下打击声，也许是什么东西从桌上掉下来，也许一张椅子翻转了，没有人知道。”
“那声音之后，听不到吵架声了，是吗?”
“那也没什么特别，他们不吵了，也许他们知道吵醒邻居了。”
“那是什么时候?”
“是他们搬进来第一天午夜。”
“原来是你在窗上看。”
“不是我，是美黛，我一直叫她回床睡，不关我们的事。”
我转向美黛：“他把尸体怎么处理了?”
“不行，不行，不行，”华其大叫道：“根本没有尸体，你懂吗?她回来了，她什么伤也没有受，真是大错特错，弄出那么多误会，美黛这样说是会闯祸的。”
“她本来想报警的?”我问。
鲍华其不开口，证实我猜得没有错。
“他放进车里去的是什么东西?”我问鲍太太。
还是她丈夫在答：“只是一卷毛毯，当然美黛不认为如此。”
“你能看清楚他?”我问美黛，两只眼直视她的眼。
“我看清楚没问题，我看到他把毛毯放进车里开出去。”
“他有回来?”
“是的。”
“什么时候?”
“大概……大概三个小时之后。”
“你是等着在看?”
“不，不是。”她说：“我回床睡了，是我先生听到他回来。”
“我有神经衰弱，一点声音就吵醒了。”她先生解释。
“那么是你听到他回来的?”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