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听宦官的发言，他心中一阵的不快。大宋这十几年里面动辄就写口号，官员干部动辄开会。杭州这个地方与君士坦丁堡一样，是个水路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两年爆发一次，有时候连着爆发相同的瘟疫。有时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论出来，朝廷搞起了‘爱国卫生月’，加上接种各种疫苗，传染病才被有效限制。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承认官员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没有分别的事实之后，对于不治理民间的做法就非常反感。上层卫生状况普遍姣好，真正危险的恰恰是民间。
杨从容心中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地答道：“你认为瘟疫还分人么？得了病，都会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还在，贵族还在，东罗马就不会灭亡！”宦官的回答同样非常不快。
杨从容心中一惊。那本《社会契约论》开篇就谈及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现有国家还是先有人民’，赵官家很明显是中国文化继承者，中国文化里面认为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孟子甚至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东罗马帝国的上层的理解与孟子恰恰相反。明显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好像投降蒙古的临安朝廷也这么想……
“东罗马也不是没人到过大宋，我们的爱国卫生月每个年都搞，想来东罗马应该知道一二。对我们来说，城市卫生无荒地。若是你们不能用我们的法子，就另请高明吧。我们只会这种包括整个城市的办法。”
话说到这里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宦官愤愤然而去，大宋使团这边也处于非常不高兴的状态下。杨从容忍不住问道：“这是故意的么？”
“故意个屁。”大使怒道：“我家里人就有五个人死在瘟疫上，我最受不来的就是这种嘴脸！”
杨从容不敢吭声了。事关别人亲属，那就没什么好谈。以前的时候觉得瘟疫是瘟神带来的，大家不得不屈从与瘟神的神力。现在得知瘟疫只是些细菌入侵人体带来的结果，人类完全有能力自救。这时候许多人对于卫生防疫就有了强烈的态度。杨从容有同学就是这样。这种情绪化的事情别说商量，就是提出任何不认同的意见都会爆发冲突。
之后众人就继续讨论怎么撤走。大多数人都支持走埃及，最后大使不愿意，众人不得不给大宋发了个消息。赵嘉仁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大宋326年4月的事情，这就更加激发起了赵嘉仁对于黑死病的想象。
历史上的黑死病是不是鼠疫，还是鼠疫的某个变种，这个在医学界有争论。但是黑色病本身的可怕令人胆寒。据说黑死病是蒙古西征时候带去欧洲的。但是也有说法，东罗马早就遭受过鼠疫的泛滥，死伤惨重。
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