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了房间。看来他根本没吃惊。
“快，快去叫大夫。”他脸色苍白地说，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给他点上一支烟，将眼镜递到他手上。
“所有的事都由我来管.”我尽可能镇静地说道。他毫无表情地注视我，似乎是戴着一副厚潜水镜游泳，他喝了口酒，但没抽烟。受惊吓了，我在想。然后我看了看那个女人：她皮肤松弛。听不到她的呼吸声。他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我看见，现在将她的珊瑚、银子和珍珠母制成的首饰衬托得很鲜明的，不再是绿衬衣的底色，而是完全浸润着鲜血的发出黑光的衬衣。
“您太太已经死了。”我说。他发出大声的呻吟。
“叫警察。”他终于挤出话来，拿着酒杯指着电话方向。我走到电话机前。不，你不能这么做，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会被判刑，而现在我们才刚刚相识啊。他会坐几年牢的。
“您该想想别的办法，”我说，“否则您会因为谋杀而终身监禁，至少也是打人致死罪。”
他再次无助地看着我，突然哽住了。
“您家里有白酒吗?”我问，因为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酩酊大醉后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预谋和故意。他摸索着走到柜子前，拿起一瓶已打开的威士忌，将酒瓶递给我。
“您这下该注意了，”我说，试图给他暗示，“您现在把整瓶酒喝完。一旦您跌倒在地上，失去知觉，我会在十分钟后报警。在审讯时您就说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
维托德本想反对，尽管受到了惊吓，但他似乎觉得这一计划还是有点不符合逻辑，或者不合适。他“可是可是”地说了几次，然后端着那瓶酒。不知怎么，他觉得这就像演戏似的，马上神志模糊地躺在地上，昏睡好几个小时，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不停地喝，然后喝不下去了，这时我就非常担心，也许他就会马上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