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星期六还有三天，我始终有新的计划，小心地考虑该穿什么衣服，狗要不要一块儿去等问题。终于时候到了。我上午去了理发店，烫了个头发。有了这一头蓬乱的鬈发，我看上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就这样，我那么优雅年轻、激动不安和诚惶诚恐，在星期六拾阶而上，径自来到他的小屋前敲门。不一会儿，维托德过来开了门。
“嗯?”他不友好地问了声。
“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反问道。
他皱起了眉头，脸色蓦地阴沉了下来。
“您请进。”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此刻很激动。他还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就是那个在他的希尔柯死亡时在场的可疑女人。
我进了屋，一张枥木圆桌前摆放着四张椅子，他指了指其中的一张椅子。他不由自主地点上一支烟，然后将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
“您究竟是谁?”他先开口问道。
我很小心，说这事暂且不谈，我一定会在以后告诉他。维托德吸了口烟，去拿了一只烟灰缸，乘机朝脏乎乎的窗子外面张望;他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开着怎样的车子。可我的车停在霍尔茨维格街的另一头，而那条迪士高我把它留在家里了。我是觉得狗往往要比人更引起注意，而且我也从经验中得知，如果一个人带着狗散步会更容易被人找到行踪。
维托德终于说道：“我实在是伤透了脑筋，那个夜晚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怎么会突然来到我家了?”
是的，这是一个敏感点。这时我只好提到那条狗了。我说——尽管这事听上去不那么可信，因为我头疼，我本来是想晚上带着狗出去溜达一会儿的。在院子附近的空地上，我让狗自由活动，可就在这时狗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在寻找狗的时候，我就闯进了维托德的院子，于是听见了枪声。于是我冲进了家门。
我说话时维托德特别专心地注视我，烦躁地抽着烟，心里忐忑不安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打量我下面的脚，在估摸我鞋子的尺码。
我讲完话后，他恼怒地重新开始道：“很好，很好，也许就是这样吧，尽管我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看到狗。但有一点我根本就想不通。一方面您显然是想帮我的忙，另一方面您又差点把我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