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文書上，她總會看到唐競的簽名，但除去簽名，就再沒有任何一個字與他這個人有關。
她在大學讀書的頭兩年，占著抵制日貨的好處，且又是棉花豐收，原棉價格便宜，華商紗廠的機織棉紗尤其好銷，他確是替她掙了許多錢，一筆一筆全都匯到吳先生替她在瑞士開的帳戶上。
周子兮看著那些不斷往上攀升的數字，起初毫無感覺，後來慢慢品出些味道——他這是不打算叫她回去了。
又過了一年，東三省事變，消息傳到上海，數日之內，拒貨運動便發展至最高潮，日本棉紗的交易基本停滯。不少報紙因此對華商紗市的前途十分樂觀，寶益便也照著原先的老規矩，打算跟著其他紗廠一起擴大生產。
但周子兮卻收到一封上海發來的電報，是唐競發來，說他與高經理意見相左，向她討一個主意。
在那封電報中，原因與結論闡述得很是周詳：近日華紗好銷，只是因為日本紗廠的棉紗一時無以為代，所以才會感覺供給缺乏，但東三省市場已失，中原又鬧水災，一般需要及購買力之減退殊無疑義。再加上中日中間極有可能發生的大戰，國內經濟狀況必有特殊之緊縮，固建議不要跟進增產，甚至趁此機會賣掉一部分機器。
這恐怕是幾年以來她唯一一次直接收到他的消息，因為事出緊急，沒有去日內瓦轉一圈再到她這裡，卻也只是一段機打的文字，最後留的是鮑德溫事務所的名字與地址。
周子兮看得好笑，他唐競似乎真的只是一名替她家處理財產事務的律師，除此之外，與她再無任何干係。而且，還是個極其懂得分寸的好律師，掙錢的主意他都自覺替她拿了，碰上要賣家當，卻知道來先問過她。
可笑著笑著，她又落下淚來。
那個時候，開學不久，她才剛從日內瓦回到里昂。對於她來說，日內瓦是熱鬧的，吳先生在那裡，公使團的同事也在那裡。而且，那個夏天，沈應秋也來探親。難得中的難得，她這人一個親近的女朋友都沒有，與沈醫生倒是一見如故，十分談得來。
後來，她才知道沈應秋是孤女，從小在法租界的教會女童院長大，後來考到法文學堂的獎學金留洋。她們之間的這份一見如故，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再回到里昂，卻是截然不同。同住的女學生恰好已經畢業歸國，房子裡空出一間屋子，周子兮又是一個人，住在那間五層樓上的公寓裡。
“你這是怎麼了，親愛的？”只有幫忙打掃房間的法國老太太看見她哭。
“是我先生發電報過來。”她抹去眼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