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兮這才知道，教授之所以拒絕，是因為曾經跟人打過好大一場筆墨大戰。
那是幾年前經濟最蕭條的時候，《出版法》頒布不久，日報上登過一篇文章，題為《從根本上反對版權》。文中寫道，普通市民三四年前還能每年買幾十塊錢的書報，可現在連幾塊錢的書也無力購買，經濟的壓迫使他們限於精神糧食的匱乏。所以，翻版書與其說是偽書，不如說是廉價的普及本，並非侵犯他人財產，而是“充滿敬意的翻印”，助益了文化的傳播。時下一些進步書籍能夠流傳一時，也未嘗不是翻版書的好處。
讀到這番“偷書不算賊”的理論，教授撰文反駁，說文人固然清高，不該斤斤計較於錢財之類的身外物，但也不至於清高到了自己應享的利益被剝奪了，還自以為肩負著光明偉大任務的地步。更何況翻版書時為濫觴，浸而遍地，正規書局受其傾軋，經營艱難，整個出版界都已被置於近乎破產的境地。等真的到了書局集體關門倒閉的那一天，又有誰來為為書賈製造翻版原料呢？
周子兮覺得這道理說得很好，奇怪究竟是什麼讓教授在幾年之後改變了想法。
“後來呢？”她打聽這場筆墨大戰的結果。
“後來？”教授苦笑，“後來被對方捉到痛腳，說我自己的學生在課上用的西書都是Pirated books，有什麼資格來批評偽書？”
周子兮也是一愣，沒想到會是這個原因。
教授繼續道：“當時正是匯率高縮，美金一元合國幣五元。一本西書動輒幾十元，普通學生根本不能承受，要麼讀翻印書，要麼就乾脆不能讀了。所以，我也算是被說服了吧。翻版書這回事，實在是意識與現實之間的斷裂，已經超越‘據法維權’的範疇，不是我輩能評述的了。”
周子兮還在力爭：“民國尚未加入萬國版權同盟，所謂法無明文規定而不究，雖然不能說翻印西書就是正確的，但跟這樁案子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這顯然是律師的邏輯。教授一時說不出什麼，卻也沒被說服，一邊笑一邊搖頭，表示自己並非真信了這市儈的詭辯，只是不屑與她爭論而已。
話說到這一步，周子兮只得作罷了。
其實，也難怪教授不願意淌這潭混水。若是再引起一場筆墨戰，一定又會被人指名道姓地罵上來。不作答吧，就好像做實了罪名。作答吧，又浪費了原本可以用來做正事的時間，最沒意思。
而在當時，小報與雜誌又尤其的多，一時新開，一時倒閉，出來幾個月便不見了，隔一陣換個名字又掛在報攤上。印成鉛字的論戰比律師在法庭上還要雄辯，反正雙方各講各的道理，甚至根本不講道理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