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交会也难逃极左思潮的冲击。1972年秋季交易会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交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交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交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