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拉贝先生：
兹敬告，今日下午5时在平仓巷3号举行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将讨论下列事宜：
1．刚收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询问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
2．中国伤兵医院当前的形势：
(1)工人的工资问题；
(2)食品供应问题。
3．我们委员会要向日本伤员提供帮助吗？
您忠实的
签名：欧内斯特 H．福斯特
秘书
1938年2月7日
2月7日
今天下午，我和米尔斯与惨遭枪杀的一位中国妇女的女儿及其姐妹们一起来到现场，就在豪布斯少校先前住过的房子附近，亲眼目睹后确信，许博士报告说4人被害一事千真万确。我们看见了3具尸体(1具女尸，2具男尸)并排横卧在空地上，还有1具男尸在10米以外。一副临时担架是一块用绳子绑在竹竿上的木板，被老年死者的妻子唤来的2名男子想用此担架去拾老年男子的尸体时被枪杀，担架就落在尸体的中间。这件事又是发生在贫苦农民身上，他们仅占有一小块耕地，其中一部分已经耕作，土房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据女儿说，她母亲身上大约还有10元钱，这可是她的全部家产，但衣服口袋里已不见其踪影。我和米尔斯为此感到十分震惊。女儿已欲哭无泪，我向她手中塞了10元钱，她频频叩头，这起码是补足了她的钱。我们临走时，死者的姐妹们在每具尸体身上撤了一把土。
2月8日
早上8时，所有妇女和姑娘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在我们院子中央的小路上，这是院子里唯一的一块空地。她们耐心等待着，直到我吃完早饭。我要动身去委员会总部，刚一出门，她们就双膝下跪，跪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起来。我通过她们信赖的刘司机对她们说：“日本人和自治委员会公开宣布，你们今天必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即安全区)，如果你们想留下，我个人也不反对，我不会赶你们出去的！但是，如果日本兵大队人马开进来，强迫你们离开我的屋子与院子，我一个外国人单枪匹马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必须看到，我的权力太小，我不能长期保护你们！尽管如此，我还会想方设法阻止日本人闯进院里。请让我到德国大使馆去与使馆代表商谈一下。”“他没办法。”刘喊道。这样，她们才站起来，让我走了。
我曾想今天上午与贝茨博士一起去日本大使馆，把一个日本官员带到百子亭的杀人现场。在我家附近的中山路上，我看到约200名日本士兵列队而来，我害怕这些军人(如宣称的那样)会强行清理安全区。因此，我急速驶往平仓巷找美国人，动员所有外国人为难民收容所站好岗。然后，我又亲自来到德国大使馆，找到罗森博士，他很乐意与我一起返回小桃园，想亲眼看看，日本人是如何侵犯我的领地和房屋的。谢天谢地，什么事也没发生！日本士兵列队是为了欢迎顺道来访的日本将军。在我家叙谈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美国大使馆与阿利森先生商谈。然后，我们驱车前往总部，再次确认，日方确实没有进犯安全区。于是，我们5人(罗森博士、斯迈思先生、施佩林、我和自治委员会代表吉米·王)一起来到百子亭杀人现场。此时，已有人用芦席把4具死尸裹了起来，准备把他们埋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吉米在附近找到一个中国人，他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人们所说的想保护自己人力车的那个中国老人，想从一草棚中搬出两把椅子放进自己的家。就是为了这两把可能是偷来也可能是廉价买来的椅子，他被日本士兵的子弹击中，身受重伤，躺在地上。他的妻子(或是妹妹？)与其他两个男性亲属急忙来救他，想把他拾走，就在这时，他们也遭枪杀致死。即便这位老人偷了两把椅子，每把新椅子也不过5元钱，也没有理由说日本人可以因其盗窃行为把他打死，更没有理由把正要去抬走这个伤员或垂死者的两位男子和一位妇女杀害，况且，他们自己每天都从屋里搬出大量家具，在马路上公开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