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媒体因为特别人士的不满而曦声，就太令人遗憾了。”
范耶尔仿佛是个毕生都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激进文化斗士。布隆维斯特第一天晚上：在鲁洛克监狱电视间看电视时，不由得放声大笑，其他狱友全都不安地瞄向他。
当晚稍后，躺在囚室的床上——这囚室让他想起挤了一张小桌子、一张椅子和墙上一个架子的汽车旅馆房间，他不得不承认范耶尔与爱莉卡对于新闻营销的见解是对的。他知道民众对《千禧年》的态度已经起了变化。
范耶尔的支持完完全全是对温纳斯壮宣战。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将来你要对抗的不再是只有六名员工、年预算相当于温纳斯壮集团午餐会议支出的杂志社，而是范耶尔企业，这家公司虽不如昔日那般叱咤风云，挑战起来却仍是艰难许多。
范耶尔在电视上表明了他已作好作战的准备，而且这场仗将会让温纳斯壮付出惨痛代价。
爱莉卡的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说得不多，但提到杂志社尚未提出自己的版本，就会让人觉得他们有话要说。尽管布隆维斯特遭到起诉、判刑，且如今已入狱，她仍站出来说——即使没有说得太多——他并未诽谤，其中另有隐情。也正因为她没有用“无罪”这个字眼，反而更彰显他的清白。他即将重任发行人的事实也强调了杂志社丝毫不引以为耻。在民众眼里，真实性不是问题——每个人都喜欢阴谋论，若要在卑鄙的富商与敢言而迷人的总编辑之间作选择，实在不难猜出民众会倒向哪一边。然而，媒体不会如此轻信，只是爱莉卡此举或许已让部分评论者缴械投降。
这天发生的事基本上并未改变局势，不过他们争取到了时间，也使得力量对比稍有改变。布隆维斯特心想温纳斯壮这个晚上肯定过得不痛快，他不会知道他们掌握多少讯息，因此采取下一步之前得先好好打听。
爱莉卡先后看完自己和范耶尔的访问后，沉着脸关掉电视和录放机。这时是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她得强忍住打电话给布隆维斯特的冲动。他关在狱中，不可能还保留着手机。她回到家已经很晚，丈夫早已入睡。她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分量不至于伤身的亚伯劳尔单一纯麦威士忌——她大概每年喝一次烈酒——然后坐到窗边，隔着索茨霍巴根望向斯库卢海峡入口处的灯塔。
她和范耶尔达成协议后，与布隆维斯特独处时两人爆发了激辩。他们曾经多次为了某篇文章该以什么角度撰写、杂志的设计、消息来源可信度的评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与发行杂志有关的事情发生严重口角，但终能安然度过。然而这次在范耶尔的宾馆中所起的争执触及一些原则问题，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动摇了。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布隆维斯特说：“这个人雇用我来为他的自传捉刀，直到目前为止，只要他试图逼我写不实的事，或企图说服我用我不认同的方式扭曲故事，我大可以马上起身走人。结果现在他成了我们杂志的合伙人——而且是唯一有能力拯救《千禧年》的人，突然间我变成了骑墙派，这是职业道德委员会绝不容许的情况。”
“那你有更好的主意吗?”爱莉卡问他。“如果有的话，趁现在合约还没签字，赶快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