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門最得意的弟子，孟小冬也送上了輓聯：
清方承世業，上苑知名，自從藝術寢衰，耳食孰能傳曲韻；
弱質感飄零，程門執贄，獨惜薪傳未了，心喪無以報師恩。
孟小冬更親至原田寺，參加公祭。她在師傅像前誠心磕頭，在香爐前虔誠焚香，然後流著淚往鼎鑊里扔錫箔。正在這時，姚氏哭著而來。她往鼎鑊里扔的不是錫箔，而是余門祖傳的“余派秘笈”，其中包括祖傳戲本、余叔岩親自修訂過的手抄戲本、工尺曲譜本、聽譚戲的筆記，還有戲照、戲衣等。余叔岩剛去世時，就有人四處打聽這些異常珍貴的秘笈的去向。他們有意將它們從姚氏手中買來，然後交給孟小冬。在大多數人看來，只有孟小冬最有資格繼承這批余門資料。
眼睜睜看著這批秘笈被姚氏扔進火中，孟小冬本能地想衝過去火中取栗，卻被姚氏的保姆攔住了。她傷痛不已，欲哭無淚。然後，主持人高呼：“起靈！”按照事先安排，由余叔岩的兩個弟子孟小冬、李少春，余叔岩原小舅子陳少霖，余叔岩外甥女婿程硯秋四人抬靈出寺。至此，孟小冬結束了她的學余經歷。
整個抗戰時期，孟小冬以學為主，甚少登台。梅蘭芳呢，他自從1938年去了香港後，完全脫離了舞台。八年的時間，他的生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後半部分，他隱居在上海。
在香港時，他學習英文、畫畫、打羽毛球、集郵、與朋友談掌故、收聽廣播、偶爾外出看看電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雖然簡單但很充實，更無驚無險。然而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視舞台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視藝術為生命的人來說，不能演出，不能創作，無異於虛度生活浪費生命。為此，他極度痛苦。很多時間，在夜深人靜時，他關緊所有的門窗，再拉上特製的厚厚的窗簾，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彈自唱。
在日軍圍攻香港期間，梅蘭芳住的靠近日本駐港領事館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難的好地方，但那兒也並不是絕對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來，他們居然在女傭的房間裡發現了一枚穿牆而入的炮彈，幸好在這之前梅蘭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磚牆而可以防彈的房間，女傭才避免遭難。
梅蘭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為十幾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連天的情況下，已不能下山購買糧食，他只有動用家中的存糧和一些罐頭，但他又無法預測香港究竟要被圍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糧和罐頭總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時的梅蘭芳隱藏起藝術家的豁達和大氣，多了些“斤斤計較”和“吝嗇小氣”，他小心計劃著分配每個人的口糧，規定：每頓飯每人只有一碗飯，不許再添，每頓飯只打開一個罐頭，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時候炸一小塊鹹魚，每人只能分到一丁點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