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元的另一個可比之處就是，他們都奉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都與西方世界有著不解之緣。漢代的西域情結在溝通的基礎上似乎更蒙上了一層悲情的色彩。張騫六次出使西域，其中的坎坷經歷也許就是漢代與西方世界溝通的真實寫照，無論怎麼說，他打開了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溝通之門，絲綢之路出現在了歷史的舞台上。如果說漢代的西方之行多少帶有些悲情色彩的話，那麼大唐盛世時的中西交流就可以說成是互動。
唐代的對外交流可以說是頻繁而繁榮的。然而這種繁榮更多的給人一種華而不實的感覺。當時唐代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盛世之景令人嚮往不已。全盛時期，唐代甚至有這樣的規定，他們無條件的提供給來華的外國人一切吃住。以顯示自己東方大國的財力和氣度，這其實是一種大國心態在起作用，沒有把交流當成一種正常的學習過程。
元代的交流則給人一種更加灑脫，更加實惠的感覺。首先他們是抱著必須交流的態度來進行的，這一點從西征花剌子模就可以映射出。元代甚至表現出一些強迫似通商交流的意味。但元代的這種交流卻在東西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法國東方史學家格魯塞在《蒙古帝國史》中說：“蒙古人幾乎將亞洲全部聯合起來，開闢了洲際的通道，便利了中國和波斯的接觸，以及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從蒙古人的傳播文化一點說，差不多和羅馬人傳播文化一樣有利。對於世界的貢獻，只有好望角的發現和美洲的發現，才能夠在這一點與之相似。”
加拿大史學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說：“由於大元王朝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即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往來於這條大道的商人們說，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國的路上行走，是絕對安全的。”他認為，“橫穿中亞的商路”對於當時東西方商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正由於大元時期用暴力掃除了亞歐各國之間的此疆彼界，又逐步建立了一個完善的驛站系統，於是將幾千萬平方公里之內的各個部分彼此聯繫起來了。比如在元朝境內就有陸站、水站、狗站等1 383處，擁有驛馬44 301匹，驛車3 937輛，驛船5 921條。“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脈絡相通，朝令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