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如魯連，德高如閔蹇，依本分只落的人輕賤。
第一章大汗欽定的學院領袖許衡
在中國思想史的畫卷里，元代思想是色彩最為淺淡的一頁。這主要是因為元代存在的時間較短，僅有百年的時光。元代的政治、經濟經常又是在不同於有豐富積累的傳統文化的軌道上運行，這就使得元代思想沒有精力和資源去創造出更多的燦爛，因為在更多的時候，其統治者都是處于思想補課的階段。所以在這個客觀條件的基礎上，留給學者們創造的機會就更少了。但“江山代有人才出”，元代還是湧現了能反映自己這一時代特色的學者和思想家。
許衡，作為元代思想傳播和創造的先賢，它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被偉大君主忽必烈任命為帝國的學院領袖，作為最主要的學者在朝廷之上受到了尊重。許衡審慎而細緻地向蒙古人介紹朱熹的學說。為了將蒙古貴族的子孫教育成為儒家經典合格的師資，他承擔了個人責任。
許衡在醫藥、法律事務、軍事、算學、天文以及水利方面的博學多能，使得他能夠對元朝征服者發揮一位指導者的作用。他為元朝官僚體制儒家化的最終成功奠定了基調。事實上，正是元朝首次正式將“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基礎。朱熹的學說能夠在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得以流行，這要歸功於許衡。
許衡自幼受章句之學。許衡在青年時期，曾應試元朝的選士，並中選，占籍為儒（在元代，“九儒十丐”，“儒”是僅高於奴隸的與乞丐同列的平民身份）。許衡34歲時，接觸到了《伊川易傳》﹑朱熹的《四書集注》，於是他傾心研讀，視為“進德之基”，完成了由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變。他之所以崇信程朱理學，為的是使由堯舜至孔孟，孔孟至二程的道統不被中斷，並以此來影響入主中原的蒙古統治者。成為對理學、儒學有獨特體悟和見地的、聲譽遐邇的一代名儒。
能夠實現他這一願望的時間就是忽必烈對他的賞識。許衡生平第二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他中年(45歲)以後一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睞器重。忽必烈主政秦陝時，聞許衡之名，就徵召委為京兆提學。忽必烈即帝位後，又召他入京擔任顧問，授為國子祭酒、中書左丞。雖然這些眷顧與權位並非一定是許衡的衷心所求，但他畢竟獲得了一個可展示其作為儒家學者思想和才華的舞台。
他在“學院領袖”的位置上向元世祖提出了著名的《時務五事》諫言。他對忽必烈詳細講了朱熹的為君之道的思想，正因為許衡採用了“踐履”的傳道途徑，所以其哲學思想在元初對社會的政治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導致了他的富有時代特色的哲學思想。他與劉秉忠、張文謙等議定元朝官制、朝儀，與王恂、郭守敬等制訂元朝新曆(《授時曆》)。以儒學六藝教習蒙古弟子。
在這些實際活動中，許衡也展現了作為生活在不同於漢文化傳統的元代社會環境下的一位儒家思想家的獨特的方面，他張揚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和歷史經驗。他承傳理學主流而未辨識其分歧，並開啟理學向實學的轉向。
許衡在哲學上，稱世界本原是“獨立”的“道”。認為“道”生“太極”，“太極”函“一氣”，“氣”具陰陽，由此化生天地萬物，而其中又以人為靈貴。他又稱太極是理﹑天理，說“有是理而後有是物”“無理則無形”，認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