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吗离开印度支那?”
“他老是说他有自已的打算，说他生来就是要享受不低于十万法郎的养老金……那是在战前。十万法郎的养老金!你能想像吗?我们取笑他，但他的神情却像教皇那样严肃认真……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他会哈哈大笑。他没有得到十万法郎，是码?我是因为发高烧才离开亚洲的……现在我有时还会发作。你要喝点什么吗，探长?我自己给你去拿，因为今天下午我把女佣打发走了。”
不，梅格雷无法再应付什么事，他也无法再忍受对方在讲马来人复仇故事时像孩子那样不断地眨眼睛。
纯粹出于礼貌，他才勉强说了声谢谢，或是淡淡一笑。
两小时以后，他在特拉基-桑塞尔火车站下了车，他已经开始觉得自在。在通往卢瓦尔旅馆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假定这是6月25日，星期六……我是埃米尔·加莱。天气热得难以忍受……我的肝不舒服……口袋里装着一封雅各布先生的来信，信上威胁说，如果到星期一还不付给他两万法郎现金的话，他就要向警方兜出一切。
“那些保王主义者从来不会一次捐出两万法郎。每次能从他们身上榨出的钱数大约平均在两百至六百法郎之间。很少有一千法郎。我要一间卢瓦方旅馆俯瞰院子的房间……
“什么要俯瞰院子的?害怕自已被谋杀吗?被谁?”他低头走着，尽量使自己处于死者的地位考虑问题。
“我知道雅各布先生事实上是谁吗?他已经敲诈了我三年了。我问过克利南库尔特路拐角那个卖报人……我跟踪过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她跑掉了，把我撇在一幢有两个出口的大楼前，弄得我毫无办法……认为这是亨利是不行的，关于他情妇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十万法郎的积蓄，也不知道他需要五十万法郎，以便能离开法国去米迪生活。因此，雅备布先生仍然是极其巧妙地伪装成老卖报人的那个人。”
他做了个动作，像一个教师用黑板擦擦去一个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问题。
他愿意忘记所有的证据、证词，重新从头开始调查起。
“埃米尔·加莱是个快乐的青年!他一定要他的朋友组成一支足球队……
他走过旅馆门口，但没有进去，而是去按了按圣-伊莱尔别墅前门的门铃。梅格雷没有向站在旅馆门廊里的塔迪冯先生招呼，塔迪冯责怪地盯着他的背影。
探长只得在街上等了一会儿。最后一个男佣人出来开门让他进去，梅格雷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在这座别墅里干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