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各地都在尝试人体部位的开放贸易。大家最先争论的就是人体部位买卖是否合法，而最没有争论价值的就是血液的买卖。1901年，维也纳科学家卡尔·兰茨泰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四种血型的存在，终于开启了安全输血的时代。在那之前，接受输血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有时会活下来，有时则会痛苦地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搔着脑袋，既困惑又挫折，他们不知道不兼容的血型会凝结，导致患者死亡。兰茨泰纳发现血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对人的直接输血进行了数十万次之多，战场上的士兵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液银行的贮藏量已经足以让血液成为一大战争武器，让士兵活下来打仗。抽血诊所提供现金给愿意提供血液的人，用来满足激增的需求。血液随时可用，有一个好处——医生能够施行比以前更大面积的手术，失血不再是手术过程的阻碍。这样的发展更带领了整个医学领域往前大步迈进。
此外，这也表示献血中心成了一门大生意。截止1956年，美国境内诊所每年购买的血液量超过236500万毫升;10年后，贮藏量达到283800万毫升。献血商店在各大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迅速窜起，普遍得就像是今日贫民窟里的支票兑现商店和当铺。在印度，多个全国工会联盟与政府协商血液价格，不久之后，职业捐血人在印度次大陆各大城市的贸易量骤然增加。
当时，血液的供应可救人性命，很少人会为了供应链的道德与否感到困扰。直到1970年，情况才有了变化。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插rd Titmuss)担心人体市场会导致大家无法平等获得先进的医疗，而蒂特马斯对此议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则是受到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影响。英国在“二战”期间发起捐血活动，数百万人无偿捐赠自己的血液，为战争尽一份心力。即使是战后，英国医院所取得的血液也几乎不用买，英国人认为捐血是爱国的表现，是应尽的义务。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曾比较美国的商业体系与英国的利他体系，并提出两大论点。
第一，蒂特马斯证明了购买血液会导致血液供给里的肝炎案例增加，导致医院与血液银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胁迫手段，来增加人类血液的贮存量。购买血液不仅是危险的行为，也是剥削的行为。商业采血会导致国家寻求尽可能便宜的血液来源，开始要求囚犯捐赠血液，蒂特马斯把这种情况比作蓄奴制的现代版。蒂特马斯说，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也有可能会迅速出现同样的剥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