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美国的联邦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Organ Sharing Network)一直都在提升可用的尸体捐赠者的数量，但却始终赶不上患者对新器官的需求，候补名单只能变得愈来愈长。因为当有更多的器官可用之后，医生会把那些新进且先前认为不符资格的患者加入移植名单里。随着移植技术和医疗成效获得持续改善，外科医生跟着也发现捐赠者捐出的人类材料可帮助更多的患者。
事实上，器官的需求量并非固定不变，只是移植名单掩盖了这个事实。名单的长度其实是受到可用器官整体供应量的影响，而需求量则是受到供应量的影响。好消息是，这种方式让许多人得以延长生命。但是，扩张的潜力却也是无限的，这表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器官可能所具备的有益用途，也务必要了解一点，即器官摘取体制有可能会变得规模很大，且更倾向于采取胁迫手段。
打个比方，这就像世界各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石油能源的创新，使得经济、科技、社会方面都突飞猛进，车辆的运用使得距离大幅缩短，夜晚有灯光，冬天有暖气。不过，钻探至耗尽这类产品，对人类而言可就不一定是件好事了。
蒂特马斯模式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没有对医疗隐私权的基本标准作出解释。有关当局或许能够在个别捐赠者的记录中追查到捐赠者，但捐赠者的资料都是封缄起来，不受公众监督的。捐血者的奉献救了手术患者一命，但医院以外的人根本不可能找出捐赠者的身份。血液被抹去了捐血者的身份，标注了条形码，倒入密封的塑料袋里。我们买的是包装好的血液，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主流的医疗逻辑认为，若让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有了联系，有可能会损及整个体制，甚至也许会让人们不愿再捐赠自身的组织。
但如此一来，接受血液者就不会觉得自己欠了某位捐赠者的人情，而是会笼统地感激血液捐赠体制，尤其是感谢动手术的医生。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患者，无论是活体捐赠或尸体捐赠，很少会知道是谁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匿名虽是为了保护捐赠者的利益，却也会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受赠者购买身体组织时，不用担心身体组织最初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这样的医疗隐私权是炼金术的最后一道手续，让人体部位得以变成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