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26分，我有如老了一岁。她遗留在房外阳台上的日记，写满了比喻性的文字，那些文字让我怀疑她是自杀的。10天的静心冥想，加上造访半个地球外的国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显然并不适合她。不过，这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艰难任务相比，她的死因就显得更无足轻重了。她家位于8500英里外的新奥尔良，返家的头几段路程就是要穿越印度乡间干燥不毛的荒原。前一天晚上，圣城瓦腊纳西的铁路枢纽附近恰巧发生了火车意外，通往迦耶(Gaya)的铁路中断，而当地机场也似乎没兴趣帮忙安排载运尸体。
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之际，两名警察出现了。他们穿着绿色卡其制服，髋部佩带半自动手枪，蓄着翘八字胡。他们已经在医院看过尸体了，现在是过来问话的。
“她有仇家吗?有没有人嫉妒她?”警长米斯拉问道。他身高超过两米，高大的体型引人注目，肩章上有两颗银星。他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就我所知，没有。”我回答。他那怀疑的语气让我全身僵硬。
“她的伤势……”他停了一下，不确定自己的英文用语是否正确。“范围很大。”
我带他去看她坠楼的地点，那里有一堆医疗用品，还有急救用品残余的碎片，那些是我们努力救她未果所剩下的碎片。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没有再继续提问，反倒请我去医院，他要我做一件事。
数分钟内，我坐上了警用越野车的后座，同行的还有米斯拉和三位年轻警卫。那些警卫不超过19岁，泰然自若地握着二战时代的冲锋枪。我们在路上颠簸行进的时候，一支银色枪管的老旧冲锋枪就指着我的肚子，我担心那把枪随时有可能走火，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
坐在副驾驶座的米斯拉转过身来，露出微笑。他似乎很高兴能帮助美国人，这件新鲜事打破了他那平淡无奇的警务工作。他问：“美国的警察是怎么工作的?跟电视上一样吗?”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见另一台越野车在对向车道高速飞驰。隔着满是尘土的挡风玻璃，我看到了一位棕发的白种女性身影，是史蒂芬妮。当两辆越野车擦肩时，我和史蒂芬妮对望一眼，她看起来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