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莱奥纳多·达·芬奇绘制出人体素描画后，人体解剖学的实证研究就开始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标本可追溯至1543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期望医生对人体内部的运作方式有系统化的认识，而到了19世纪初，欧洲对人类遗体的需求量已远远超过供应量。
英国拥有众多世界上最卓越的医疗机构，这也使得盗墓事件变得很普遍，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园里，悲伤的家属和打劫的医学生之间上演着争夺遗体的戏码。不过，美国的情况可能更为惨烈，医疗产业的扩张速度比人口成长速度还要快。1760年，全美的医学院只有5家，但100年后，这个数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国人受各种疾病之苦，因而让医疗机构的生意兴隆了起来。这个发财良机的出现正表明，成为医生就有可能实现美国梦。开设诊所，并无阶级之分，只要接受扎实的教育，坚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为医生。
整个19世纪，医学院的新生都热切地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可是尸体——研究用的原料——却很稀少。历史学家迈克·萨波尔(Mi插el Sappol)以19世纪盗墓人为题材的伟大巨著《尸体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医生们培养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专业的医疗人员。在实验室里，他们把盗来的尸体分解成一个个人体部位，用来学习并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医生很爱开黑色玩笑，以残忍的事为乐。有无数的报告指出，一些医生在医学院的窗户旁用尸体摆出戏剧化的姿态，挥动着切下的四肢，令外面的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
盗尸本身就像一种成年礼。1851年，《波士顿医疗暨手术期刊》(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将近21页的篇幅，报道查尔斯·诺顿(插rles Knowlton)医生的职业经历。在这本期刊中，作者赞扬台面下的交易，写道：“对他们而言，用解剖刀费力研究人体构造获益良多，因此相较之下，挖掘尸体的风险就不足一提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就像醉汉渴望烈酒般挚烈、焦急。就是他们的这般精神，才让医学得以进步。”
不过，社会大众仍普遍不能接受盗墓，因此医生遵守基本规则，尽量把不满的情绪降到最低。除了极为罕见的情况，通常不会有人到上层阶级的墓园或主要为白人死者开放的墓园里盗取尸体。他们尽可能解剖黑人尸体，或若干爱尔兰人的尸体，亦即美国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阶层。由于美国与欧洲的丧葬传统有所不同，死亡变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卫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适应变化而采取的务实做法。盗尸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富人的墓园有人看守，筑起很难翻越的墙，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穷人墓园更深。殡仪馆贩卖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材上方，防止盗墓。有的殡仪馆甚至提供防盗尸的警铃，盗墓人的铲子一敲到穹形墓穴顶部，便会有铃声大作。
然而，有关当局却宁愿选择忽略医学界犯下的盗墓罪行，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医生要让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尸体。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只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盗墓人。至于雇用盗墓人的医学院，或没付钱就挖出人体的医学生，则不会受到波及。
由于当局不愿意干涉掠夺尸体的医生，因此怒气冲冲的大众转而开始动用私刑。1765年至1884年间，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动。虽然每起暴动事件的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为盗墓人被当场捉获，或者有探病者刚好看见认识的人躺在解剖桌上，才导致大众自动发起了抗议行动。
那个时期的暴动似乎为《科学怪人》的高潮戏带来了灵感。群众往往在墓园集结，他们亲眼看见了空荡荡的坟墓，接着行进到医学院，丢掷石头，挥舞火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令人厌恶的解剖实验室，但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有效禁绝医学院的恶习。在好几起案例中，唯一能够平息暴动的方法就是请求该州的民兵前来，向暴民开火，结果是不免让墓园里平添了几具新鲜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暴动只是这门生意的代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