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列出了在金奈非法进行肾脏移植的五十多家医院，我根据这份清单，造访了其中6家医院，每一位外科医生都跟我说，要是允许捐赠者与受赠者会面，会对双方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不过，真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类学家莱丝莉·夏普(Leslie Sharp)曾在其著作《奇异的收割》(Strange Harvest)一书中讨论美国的尸体捐赠体制。她写道，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匿名情况，是近来才出现的医学伦理。20世纪50年代，移植手术首先在美国地区变得普遍起来，当时的医生主张，把捐赠者家庭介绍给受赠者可改善手术的临床成功率，因为双方可分享病例，甚至或许能通过移植手术而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然而，随着移植产业的利润愈趋成长，捐赠者的器官开始失去身份。匿名成为了新的常规做法。
1990年代初期，夏普开始进行研究时，“移植专业人士认为‘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书面沟通属于破坏行为，亲自会面沟通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临床人员的处理态度则更甚之，他们把寻找器官去向的捐赠者视为病态。
然而，夏普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一般而言，捐赠者与受赠者都想要知道对方是谁，但都被医疗人员阻挡，无法得知。她写道，当移植社群的人在公开活动的场合中聚在一起时，“讲述着双方见面的故事，总是能让底下的听众由衷产生喜悦与赞扬的情绪。”然而，院方例行将记录封住，不让双方见面。
两个活人因生命的延续而有了关系，受赠者和捐赠者的家庭自然会想要得知器官的来历和去向，夏普为了描述移植技术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关系，更创造出了“生物感伤(biosentimetality)”这个词汇。尽管双方渴望见面，但是在“放弃医疗隐私权”这个观念的背后，其实有着更为实际的理由。
在国际器官交易的情境下，即使患者知道自己是在购买器官，甚至怀疑供应链中存在非法的事情，医生却会运用隐私权的道德观来打消患者的疑虑。各位可以试想，以下哪一种情况比较糟糕呢?是揭露出有人被迫贩卖身体组织的故事?还是让掮客不受约束地掌控器官的供应?如果医生与掮客同时扮演赚取利润的中间人与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话，这种情况显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匿名的做法会让供应链完全受到掌控，为敲诈和犯罪活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