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注意到，对于移植用器官的需求，近乎一种新形态的食人主义。过去20年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人类学家南茜·薛柏-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及揭露国际器官网的伪善作为。2000年，她发表划时代的《全球人体器官交易》(The Global Traffic in Human Organs)一文，直指人体器官的交易是通过伊朗的国家资助方案，从巴西贫民区、南非棚户区、印度贫民窟等地开采人体器官。
然而，她最深刻的洞察力并非在于记载器官贩运的规模，而是针对人们坚若磐石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大家对于器官短缺的性质原本就抱持着一定的成见。她认为，市场对器官的需求永无止尽，就表示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展露出医学上的傲慢。她说，医学界画出美好的大饼，向患者保证说：“运用别人的器官，就有可能史无前例地无限延长寿命。”医生告诉即将死亡的患者，唯一能救活性命的方式，就是接受运作正常的肝脏或肾脏，取代自身体内的衰竭脏器，导致移植名单(例如美国联邦器官共享网络不断更新的移植名单)愈来愈长。
不过现实情况却是，患者宁愿移植器官，也不愿被透析机或人工心脏所束缚;他们也不知道的是，移植器官后，只不过是把致命疾病换成慢性疾病而已。患者接受新的人体组织后，往往只能延命数年。移植方案经常宣传说，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是在赠与“生命的礼物”，还说成功的移植是“奇迹”;可是却鲜少提及一点，移植后的生活质量一般上并不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受赠者反而必须极为依赖抗排斥药物，而抗排斥药物又会降低免疫系统能力，极易罹患致命的伺机性感染。
薛柏-休斯同时也指出，掮客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体组织。她写道：“真正短缺的并非器官，而是移植患者缺乏足够的管道购买器官。”在美国，直接付款给卖肾的捐赠者，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移植名单又创造出一种器官短缺的急迫感。没有了卖肾的捐赠者，确实造成多数的器官都是来自于美国有限的供应量。美国人摘取器官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脑死患者、患者亲戚、偶尔的自发捐赠，以及器官共享计划。可用组织的数量有限，造成供需极度失衡，器官移植费用增加。昂贵的价格支撑了整个自给自足的医疗经济体，当中涉及特别维生系统供货商、器官运输商、法务部门、医生、护士、社工、管理人员，他们让器官移植产业持续运作，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医生与医疗人员掌控了获准列入器官移植名单的人数，因此有能力提高器官移植的整体合格率，还能制定可用器官与整体供应量的标准比率。在美国地区，捐赠者在过去几年来所提供的器官数量已有大幅的增长，然而捐赠数量和等候名单上的人数之间的比率，却没有多少变化。
移植名单——具体而言，就是器官摘取网——让大家以为器官稀少，医学中心之所以能赚大钱，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院方告知器官衰竭的患者，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取得替代的器官。不过，比较贴近真相的事实是，患者所失去的健康，在移植后很有可能只会恢复一小部分。那么，移植器官体系付钱给活体捐赠者的话，就会比较合乎道德吗?非也，我的意思是，医生与患者应该站在更实际的角度，思考生命有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