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下降时，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的最底层。正如我们在印度海啸难民营所见，卖家通过器官掮客卖一个健康的肾脏，平均只能赚得数百美元——如果掮客真的会付钱。而且，尽管需求量剧增，掮客付的钱却没有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指出，全球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数量达到17100万人。2030年，数字将会攀升至36600万人。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商人如此解释。他在liver4you.org网站做在线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由于大多数海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是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必须接受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链，价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一般收费介于35000至85000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000美元以上，实际所得的净利要视手术地点而定。
米奇这样的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作进账收入，器官中介的做法似乎深植于器官移植的核心，也助长了普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掮客扮演着隐匿程序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利用了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体供应链，大幅提升获利。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受规范的体制，方能停止器官供应链的剥削歪风。他们还主张，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价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迪(K. C. 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表示，这样的体制可以让器官送到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善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金钱。
因此，利伯维尔场的解决方法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以及可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而利伯维尔场的方案恰好与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的中间人”这项经济诱因。然而，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将器官贩子置于不利的境况中，贩子所握有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是诱人得难以抗拒”。换言之，总是会有人愿意低价贩卖自己的人体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