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些严格的科学实验计划促使药物研发进入全盛期，数据高度精确，而且支出的成本比现代药界低很多。不过，这样的方式最后被囚犯权益运动人士终结了。运动人士将囚犯药物研究的危险程度比作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的塔斯科基(Tuskegee)梅毒研究。当时，塔斯科基梅毒研究试验的是抗梅毒药物的功效，而医生却故意不治疗由非裔贫穷久病者构成的控制组。因此，当法律禁止把监狱当成试验地点后，药物公司失去了可试验一堆人体的大本营，不得不改变研究策略，放弃胁迫手段，改为提供利益诱惑。
因此，提供有价服务的志愿者取代了囚犯。不久之后，一整个阶层的民众——多半是蓝领工人、学生、移民——发现参加药物试验是迈向经济独立的方法。这种情况使得药物公司陷入不自在的处境。
人类学家亚历安娜·派崔娜(Adriana Petryna)曾在文章中引述某位资深药物招募专员的话，提出招募问题是长久存在的问题：“我没遇过真正掌握诀窍的人。有时很幸运，很快就能找到愿意参与测试的人;不过，大部分的时候，真的很难找到患者，而之所以很难找，是因为大家都在找。”
在药物试验的交谊厅里，法兰克跟我说，他在这行是真正的老手。他身材高挑，一头乱蓬蓬的黑发，此时他接受的临床试验已近结尾阶段。他跟我说，要把参与临床试验当成职业的话，诀窍并不是就这样老实做下去，其实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沿途有许多试验中心，小白鼠会像季节性的劳工般迁徙。他说：“理想上，小白鼠每隔一个月就会争取一次试验，这样就有时间让体内的药物排出来。如此一来，你就有30天的安全间隔，万一发生预料之外的交互作用，还有缓冲时间。”此外，职业小白鼠(多半是前科犯、非法劳工或学生)从事这行都是为了能很快赚到钱。
他还别强调一件事：“如果要一直做这行，就必须顾好静脉，不然看起来会像是毒虫。”一副毒虫样肯定就没办法加入日后的试验研究。他跟我说，皮肤上的针孔处要涂抹维他命E，这样能加快愈合速度，还要尽可能让手臂轮流打针。“第一次卡针的时候，真的很痛，不过卡针卡到第三次、第十次时，就不会在乎了。到参加试验的一年后，你就会想把抽血者的针抢过来，自己打。若是碰到实习生，你根本不用多想啊，他们肯定会像剃刀一样切你。”对于全职小白鼠而言，静脉就是摇钱树。要是没有静脉输送药物到法兰克的循环系统，法兰克就无法赚钱维生了。我把他的话全都牢记在心里。
在这项试验的第二天早上6点45分，服用完第二剂药物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他们给了我一小碗玉米片和全脂牛奶，要我15分钟内吃完，然后跟一小组人一起排队。这项乐威壮的试验研究分成3个组别，分别是安慰剂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我与法兰克视线对望，对他微笑。他纯熟、自在地看着护士，有如赛车手用眼睛打量分析着车道。
扎针的过程很顺利，结束后，负责早班的年轻漂亮的护士要我去护士长那里。护士长一副晚娘面孔，坐在桌子旁，而站在她右手边的人手里拿着手电筒。这两人前方是一张蓝色纸巾，纸巾上有一颗药丸，还有一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