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制药方面的进展而言，除了抗生素以外，上世纪的药物研发并没有其他明确的疗法出现。如果通过安慰剂进行功效试验，也会发现多数的新药只不过是比20世纪初期的疗法稍微有效一点而已。目前，没有药丸可以治疗癌症。艾滋病患者需进行长期疗程，服用削弱体力的药物，才能让艾滋病毒维持在慢性病的状态。部分药物，例如伟克适(Vioxx)消炎药，实际上反倒增加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最后不得不回收。利润高的抗忧郁药，如百忧解(Prozac)，却有可能造成患者自杀，在许多案例中，这类抗忧郁药减轻抑郁的效用竟然没有高过普通的安慰剂。每年，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都会宣布回收数百种经核准的药物与装置。尽管药界很活跃，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药界究竟有没有向前迈进。或许它只不过走到了岔路上。
这种情况透露出一大警讯。虽然干细胞的神奇疗法以及新药研发的步调赶不上机器人或因特网的技术开发，但是每隔几年，反而会有创新的手术技巧与医疗造影技术出现。在20世纪，对不同身体系统的切割、缝补和重建手法，堪称有了飞跃式的进展。
回顾19世纪时，动手术就等于判死刑。患者不是在手术台上失血而死，就是在复原期间感染致死。当时，最常见的手术就是截肢。在截肢案例中，手术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技巧或解剖知识，而是取决于医生切割人体部位及烧烙伤口的速度。当时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甚至可以在两分钟半完成截肢。
今日的手术室是神经中枢，代表高科技创新以及——更为重要的——成功。昔日的杀手，如脑动脉瘤、枪伤、开放性骨折、心脏病发作、肿瘤等，只要能实时送到急诊室，就能有很高的存活率。而且肾脏移植手术现在也只要需要几小时就能完成，髋关节置换手术已是家常便饭，微创手术几乎不留疤痕，我们活在手术室的黄金时代。
手术不断创新，反观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却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体市场对人体组织的需求永无止尽。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并未随着手术的对数曲线而有所进展。突破性的药物少之又少，患者却有急需。患者希望干细胞能修补残缺的肾脏和痛苦的心脏。患者在再生药物里找不到他们期望的疗法，必须走上手术一途。
人人都希望不要罹患腺鼠疫，都希望阑尾破了可动手术处理，还希望能够减缓痛苦，这些或许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是，如果治疗的成功与否，要赖于摘取别人的组织或夺取别人的健康，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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