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与守护大名不同，后者由幕府任命，虽在其管辖区域内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受到幕府的制约；战国大名则独立于幕府统治体制之外，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将其管辖区域变成独立王国，并为争夺或扩大领地相互之间争斗不已。战国大名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来自原来的守护大名，乘战乱之际宣布独立，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偏远落后的东北、关东和九州地区，例如南九州地区的岛津氏；另一方面来自大领主或守护大名的家臣，凭借武力或权术，排挤或杀掉守护大名，跻身于战国群雄之列，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例如尾张国的织田氏；还有极少数的战国大名是由下层武士或其他人士转化而来，例如周防国的毛利氏，甚至美浓国的斋藤氏原为卖油的商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被称为“下克上”的现象，是因为室町幕府与守护大名是相互对立且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双方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幕府依靠守护大名维持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守护大名则依靠幕府的权威进行对地方的统治，一旦大名不承认幕府的权威，那么其家臣或地位更低的人也会加以仿效，取代他们的位置。
战国大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在相互进行的战争中获胜，均在其管辖领域内实施了诸多改革政策。在土地制度方面，将领内土地的一部分作为战国大名的直属领地，派官员加以管理，另一部分则以封地的名义授予自己的家臣。获得封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按其封地的收入负担军役或其他义务。另一方面，大名削弱或剥夺原有小领主的经济及军事势力，虽然仍保留其原领地，但已在形式上变成战国大名恩赏给他们的封地，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家臣行列，同样对主君保持忠诚，承担军役或其他义务。这样一来，战国大名就成为其管辖领域内的最高土地所有者。
获得封地的家臣与领地变为封地的家臣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前者是直属战国大名的亲信，属上层家臣，在战国大名侧近担任较为重要的行政职务。后者是地方上的下层家臣，较少参与政权。有领地者的武士称为“国人”，管理土地仅领取俸禄者的武士称为“地侍”，前者组成骑兵，后者为组成兵。家臣一般集中居住在战国大名所在城镇，形成城下町。为有效地控制这些家臣，多数战国大名均制定被称为“分国法”家法，详细规定主君与家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家臣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家法除具有强烈的忠君色彩外，其主要内容还包括禁止领有土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婚姻和财产的继承须得到主君许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对违法者根据情节实施不同惩罚等。
战国大名为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在与其他战国大名的战争中获胜，均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例如推动金、银矿山的开采，著名矿山有甲州的金矿、大森的银矿等；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开发新田，增加粮食生产，例如甲斐的武田氏就修筑了堤坝，大面积增加了水田种植。在一个世纪的战国时期，日本全国的土地面积增加了73%；撤消关卡，采取措施吸引商人住城下町，例如织田氏在尾张国取消行会“座”，实行自由买卖的“乐座”、“乐市”；为征集农民参与战斗，尽量不在农忙季节进行战争，从“应仁之乱”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成立，数百次的大会战大多是在农闲时期进行的；整顿包括地租在内的赋税制度。战国大名的直辖领地较少，因而年贡也较少，其财政主要依靠普遍征收的“段钱”、“栋别钱”和“夫役钱”等。为提高征兵或征税的数量，多数战国大名均实施检地制度，即核实土地面积，并核算其收入“贯高”。
因战国大名积极发展工商业，因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城市急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堺、博多、平野等自治城市。例如，堺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36人组成的“会合众”手里，博多的市政运营是掌握在12人组成的“年行司”手里。在其他一些较大的城市中，被称之为“町众”的工商业者组成自治团体，制定有关专门的规则，组织祭祀等的集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