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自由民权运动持续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没落士族与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传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实行征兵制等措施，士族阶级受到沉重打击，绝大多数士族不仅沦为被统治阶级，而且生活困难。他们对政府心怀不满，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对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经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场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资产阶级一样，反对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样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帜，试图改革政府体制，以便获取更多的权力。
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税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以及征兵制又使农民背上新的沉重负担，因而农民不断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据统计，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里，共发生了305次农民暴动。其中在1873年最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冈县发生的农民暴动规模最大，有30多万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和邮电局，捣毁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贷者的钱庄，要求免除三年地税和停止建立学校，反对投机商人，反对征兵制。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将地税下降到地价的2.5%，并规定村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学习，因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年轻时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曾随幕府使节团多次访问欧美各国，痛感日本开国进取之必要。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并著书立说，力倡文明开化。其《劝学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观一时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泽谕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起到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