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思潮也开始转向对外扩张，其中最具煽动性的人物是福泽谕吉。这位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在1875年撰写的《文明论概略》中认为，欧美各国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中国和日本仍处在半开化阶段，而朝鲜是野蛮国家。另一方面，“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因此，必须通过学习西方达到实现日本独立的目的。但在此后，福泽逐渐接受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国家应向野蛮国家推广文明，而且其手段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福泽谕吉在1881年出版的《时事小言》中认为日本已基本达到“文明”阶段，因为日本“国内政治业已巩固基础，达到可赖安宁之阶段，须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名为《脱亚论》的文章，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他强调指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不仅如此，福泽还积极参与日本染指朝鲜的各种活动。
年1月，山县有朋提出《军事意见书》，强调日本必须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完成侵略朝鲜的准备；1890年，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和《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反复鼓吹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在他看来，“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线”是指其近邻地区，“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而“保卫利益线”就必须侵犯邻国主权。另外，山县有朋明确提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半岛。至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初具雏形。
二、甲午战争
为准备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积极扩军备战。不仅加快充实海军舰艇的步伐，而且大大扩充了陆军编制，并建立了以战时大本营为主的战争体制。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工人与农民的斗争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893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五届议会因条约修正问题，政府遭到议会内六党派的强烈反对，并对伊藤博文内阁提出不信任案。虽然议会遭到解散，但政局仍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福泽谕吉在1894年 1月26日的《时事新报》上撰文劝说政府，“以吾人之见，如政府一变其方向而大力推进东洋政略，以使国内的人心外转，或许是眼下适当的方案”。
年春，朝鲜南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口号为“消灭权贵”，“逐倭灭洋”。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决定请求清政府出兵“代为征讨”。得知清朝出兵后，日本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出了大批军队到朝鲜首都京城，名为“警卫使馆”。但此时朝鲜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于是，清政府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增兵，并逐步撤出各自的军队。日本政府却蓄意挑起战端，不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同时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冲突，为今日只急务。为断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6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遭到拒绝后又向清政府连续提出两次“绝交书”。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扶持傀儡政权，迫令其“请求”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