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