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過上面的話，接下來說：
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來記載一個思想產生的歷史。這個思想不是“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從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到凱約嘉湖上一隻小船的打翻；從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哲學，到一個朋友的一首打油詩；從但丁（Dante）到卻叟（Chaucer）馬丁路得（Martin-Luther）諸人的建立義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國語文學，到我兒童時代偷讀的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種種因子都是獨一的，個別的；他們合攏來，逼出我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來。我想，如果獨秀肯寫他的自傳，他的思想轉變的因素必定有同樣的複雜，也必定不是經濟史觀包括得了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17頁）
上面提到的幾組事件，每一個相對應的事件中，都有一件或兩件與胡適自己有關。毋需一一詮釋了。單說“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和“凱約嘉湖上一隻小船的打翻”吧。
胡適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對此有詳盡的敘述。文章一開頭就說，提起當時討論“文學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想到那時清華學生監督處的一個怪人。那個人叫鍾文鰲，是一個基督教徒，受了傳教士和青年會的很大影響，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做書記，職務是每月寄發各地學生應得的月費。鍾想利用他發支票的機會來做一點社會改革的宣傳，便印了一些宣傳品，和每月的支票夾在一個信封寄給留學生們。他的小傳單有種種花樣，大致是這樣的口氣：
“不滿二十五歲不得娶妻。”
“廢除漢字，取用字母。”
“多種樹，種樹有益。”
支票是留學生們每月渴望的；可是鍾文鰲先生的小傳單未必都受他們的歡迎。留學生們往往拆開信，把支票抽出來，就把這個好人的傳單拋在字紙簍里去。
“可是鍾先生的熱心真可厭！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總照樣夾帶一兩張小傳單給你。”胡適平時是厭惡這種青年會宣傳方法的，總覺得他這樣濫用職權是不應該的。有一天，又接到他的一張傳單，說中國應該改用字母拼音；說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適一時動了氣，就寫了一封簡訊去罵他，信上的大意是說：“你們這種不通漢字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你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工夫，把漢文弄通了，那時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