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寄出去之後，胡適就有點後悔了。等了幾天，鍾文鰲先生沒有回信來，他更覺得不應該這樣“盛氣凌人”。心想，這個問題不是一罵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說鍾先生不夠資格討論這件事，夠資格的人就應該用點心思才力去研究這個問題。不然，就應該受鍾先生的訓斥。
那一年恰好美國東部的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適是文學股的委員，負有準備年會時分股討論的責任。他就同趙元任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本年文學股的論題，由他們兩個人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趙元任專論“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胡適的題目是“如何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3)
當時胡適並沒有明確的改良中國文字的主張，只是覺得這個問題應當討論。由此切入，到了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開始和梅光迪等人討論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問題了。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白話文的理念已基本確立。而一件小事的發生，又將他逼到決心試做白話詩的路上去。
這年七月八日，任叔永、陳衡哲、楊杏佛等人在美國凱約嘉湖上搖船遊玩，近岸時小船翻了，又遇著大雨，雖說沒傷著人，大家的衣服全濕了。任叔永做了一首名為《泛湖即事》的四言長詩，寄給在紐約的胡適看。經過一番書信往還，胡適故意要氣氣這位好朋友，便寫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詩回答他。此為胡適做白話詩之始。
趙家璧找人分頭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各集時，找的都是在這方面最為權威的人士。新文學的“建設理論”，當然非胡適莫屬了。胡適也不客氣，全集收文五十篇，他自己的就有十九篇，連上那篇序言，就是二十篇了，占了少一半。而那篇敘述他在美國怎樣思考改革中國文學語言的《逼上梁山》，列為全書的首篇，且單獨作為一輯，名為《歷史的引子》。於此也就可知胡適對自己在新文學理論建設上的自負了。
他的這種自負，歷來研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學者，也都是承認的。美國學者J.B.格里德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分析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說：
胡適這篇標題謙謹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陳述了這場準備就緒的運動的意義。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與此相關的頑強的自我保護，是胡適個性中的固有特徵。對他奉行的價值觀的堅定信心，對歷史變革進步目標不動搖的樂觀信念，使胡適不僅成為知識分子堅定信念的表達者，而且也成為一個個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賴的人。在許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新派知識分子的典範，一個成功戰勝早年逆境的青年，一個未受中國社會及政治崩潰精神打擊的倖存者，新文化時代出現的名星之一，善於表達，富於創造，是新文化理想最有說服力的倡導者。（《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第2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