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有個契機給我們留著，那就是魯研界公認的“轉變說”，即魯迅的一生中，曾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既然有此轉變，那麼，轉變前的功過是非還是可以談論的。這也就給我們探討魯迅的前大半生，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這也就是我要說，做魯迅與胡適的比較研究，或是做魯迅的單獨研究，不必談後十年的原因。不光對魯迅的後十年不談，對胡適一九二七年之後的事兒也不談。這樣，我們就可以較為公允地比較兩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功過是非了。
前後不同的兩種評價(1)
中國共產黨對魯迅的評價，也正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兩者是一回事。
毛澤東對魯迅做出這樣高的評價，好多人是不理解的，這恰是毛澤東的英明之處。在政治上，在軍事上，毛澤東本人是當之無愧的領袖，在文化上，他認為自己還擔當不起這個責任。而文化方面，對共產黨奪取政權來說，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戰線。這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幾經權衡，便選定了魯迅。時間在一九二八年，當時魯迅剛到上海不久，正處於創造社、太陽社的圍攻之中。這兩個文學團體都是受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地區的黨組織領導的，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對魯迅的攻擊。魯迅也欣然接受了共產黨的這一委任或者說是委託。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託呢，想來是有的。黨組織怎樣和魯迅聯繫，在許多回憶文章里都寫到。但這些不能說明有什么正式的決定。魯迅去世後過了一年，抗日戰爭爆發了。中國共產黨感到，在國統區文化戰線上，缺少了魯迅這面旗幟，對革命事業不利，便決定將剛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樹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樹郭沫若為領袖，為旗幟，則是有正式決定的。從這兒可以旁證，當年樹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領袖，黨內是有決定且通知了各相關黨組織的。當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過的吳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一文中曾說過：1938年夏，黨中央根據周恩來同志的建議，作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同志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最能說明魯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確立的，是創造社、太陽社突然停止了對魯迅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