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報副刊》上載有仲密的文章《詩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萊，也即魯迅譯作修黎者也。《摩羅詩力說》中對雪萊的介紹，較之其他詩人為多，整整一節（第六節），不足兩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約三千字，不僅介紹了雪萊的生平和思想，還譯了雪萊五六節詩（有的是詩劇）。關於雪萊，周作人不光寫了這篇介紹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還登載過他譯的雪萊詩《與英國人》。
雪萊、濟慈這幾個詩人，徐志摩、吳宓也多次提到過。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期，那麼多英美留學生回國了，只要一寫談英詩的文章，怎麼會不提雪萊、濟慈、彭思這些大詩人呢。真不知道魯迅寫序言那會兒是怎麼想的。不敢說心態不正常，至少也是慮事不周吧。
再就是，這篇《摩羅詩力說》，無論是篇幅還是寫法，都像是一篇“雜湊”的文章。一下子論述了七八位歐洲的著名詩人，說是對他們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寫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麼說，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受尼采思想的影響還是明顯的。
僅此三個方面的思想資源，就決定了魯迅後來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時政的雜文中，還是與對手的論戰中，都提不出什麼系統的明確的社會理念。“個人主義”、“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裡，是說不出口的。那麼他就只能是從少年時看過的書上，古代的人與事上，親歷的世事中，尋找實例的證明。所謂的理論，不過是舊文人常說的民生多艱、家國一理、修齊治平那一套空話、大話。最明顯的是，對人的評價，總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別，頂多變個法兒，把本來要斥之為小人的，反諷為“正人君子”罷了。
從魯迅那些著名的話語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資源之單調與貧乏。說來說去，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過是他的話說得絕對些罷了。你說封建時代有人吃人的事兒，他就說一部中國歷史都寫著“吃人”二字。你說“人心險惡”，他就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有的意思，別人早就說過了，到了他那兒，不過變了個說法。比如吳稚輝一九二四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五周年所寫的文章中就說過：“古書是無價值的糟粕，應該把它們從學生手上扔到茅坑裡去！”（《科學周報編輯話》）魯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讀書》中就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