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之瀟灑，是不能跟徐志摩相比的。這回人家根本就不主張開書目，雖說開了十部，誰都能看得出來，那是應付，不過是他那篇長文章的一個小尾巴。但這小子多會來事兒，明明是應付，你還不能說他什麼。人家畢竟開了，還是十部，還有那麼多的外國書，且有些就是直接用外文寫的。
錯了，我不該將魯迅與徐志摩相比。魯迅的投票是二月十日填的，徐志摩的文章是二月十六日刊出的。也就是說，魯迅填票的時候，徐志摩的文章還沒有發表出來，徐志摩又絕不會寫好之後給魯迅看，那麼，說徐志摩的瀟灑影響了魯迅的心境，就是誣陷了。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2)
但願如此。然而，又未必如此。
先看《華蓋集》上《青年必讀書》一文後面署的“二月十日寫”是否確實。為此事，我寫信問《“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資料彙編》的編者王世家先生，王先生回信如下：
有關“青年必讀書”資料，是全部從《京報副刊》上抄錄的，各則均為原貌（即初刊本），後魯迅將自己的意見輯入《華蓋集》中，做過修訂：①加了副題；②將“——但除了印度——書時”改作“……讀外國書……時”，即將“書”字前移；③最後一句將“呢”字刪除；④填加“（二月十日）”。
也就是說，文末所署的月日，是魯迅在編《華蓋集》時“添加”的。王先生用的是“填加”。
為什麼要添加呢？不外兩種可能，一，魯迅寫文章大都署日期，這篇當初沒有署，編集子了就添上；二，有添加的必要。同是《華蓋集》中的文章，隔了兩篇的《論辯的靈魂》更像是一篇文章，就沒有添。可見，並不是所有的文章收入集子時都要添加日期的。那麼，給《青年必讀書》添上日期，只能說有此必要了。
什麼必要呢？只能說是，為了避開什麼。
避開什麼呢？避開讓人說他是“憤激之辭”，說他是針對胡適、梁啓超、徐志摩他們的。
避開的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說他的文章，是寫於胡適、梁啓超，甚至徐志摩的文章發表之前。《京報副刊》是二月十一日開始刊登應答書目的，第一篇就是胡適的，那麼只有說是“二月十日”了。也不能太早。因為孫伏園一月二十九日的《啟事》中說“僅收到胡適之、梁任公、周作人諸先生等數票”，刊登是“以收到先後為序”，魯迅文章發表的序號是“十”，這就不能說的太早了。
《魯迅全集》的編注者們，不查原件，或是查了原件也不注，全信了魯迅的添加，又從《魯迅日記》里找到佐證的根據。《魯迅日記》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條下有“夜作文一篇並寫訖”，注文為“即《青年必讀書》。後收入《華蓋集》。”
全集的編注者太糊塗了。且看魯迅這幾天的日記是怎樣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