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住！讓我們對著混斗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讓我們對著我們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聲。假如我們覺得胳膊里有餘力，身體裡有餘勇要求發泄時，讓我們望升華的道上走，現在需要勇士的戰場正多著哪，為國家，為人道，為真正的正誼——別再死捧著顯微鏡，無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氣！
再聲明一句，本刊此後再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
魯迅哪是個善罷甘休的人。同一天，便寫出了他在這次論戰中，雖不是最凌厲，卻多少帶些總結性的《我還不能“帶住”》。載二月七日《京報副刊》。
仍揪住李四光不放。文中說，李四光教授先勸他“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他是李教授所早認為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麼“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真以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了這樣的巨罰之後，還要他叩謝天恩麼？還有，李教授以為他“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才盡他的興會。”他自己的意見卻絕不同。正因為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為“蛆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使他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為例罷：一，因為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為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才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於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十五期上答覆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
寫完這些話，魯迅繼續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頁）這回忘記徐志摩了麼？不會的。全文快完的時候，斜刺里盪出一筆，又說到了徐志摩：“詩哲”為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只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併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只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頁）徐志摩遵守自己的諾言，不再反駁，也不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載這類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