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寸的恰切，表現在態度的誠懇上，不諷刺，不挖苦，平等討論，不傷和氣。是論爭的對手，卻不是情感的仇敵。即以對安福部的態度為例，這些人，有親日的背景，剛剛過去的五四運動就是反日的，按說大加嘲諷，甚至謾罵，都不能說有什麼不對。胡適不是這樣，文章中也說了“有許多人自然嘲笑”，而他不嘲笑，只是由此引起感想：“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就是對那些高談主義的人，也沒有任何的不敬之辭，只是有理有據地論證，只是苦口婆心地勸導。既無冷眼旁觀的嘲諷，也無高高在上的倨傲。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就不是胡適了。更為難得的，是他對自己提出的論題的自信，是他談論這一論題時語氣的肯定。這是胡適文章的一個極為鮮明的特色，為常人所不及。他的文章是白話文，文章的語氣跟他說話的語氣是一致的。看看他說話的語氣，也可以印證他的文章的這一特色。梁實秋的口才好，也擅長演講，他對胡適說話的語氣，很是欣賞。在一篇文章中，說到胡適常寫的一副對聯時，順便說到了胡適說話的語氣。原文是這樣的：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的說。聖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並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梁實秋懷人叢錄》第194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一期，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裡，是《問題與主義》題名下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是藍志先的《問題與主義》。此文原載《國民公報》，是跟胡適討論的，原文約七千字，胡適把它刪到五千多字，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三期上發表了。編《胡適文存》時，又收了進來。第三篇是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是李給胡的一封信，或者說是以信的方式寫的一篇文章，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五期，編《胡適文存》時也收了進來。第四篇是胡適的《三論問題與主義》，第五篇是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前一篇是反駁藍志先和李大釗的，後一篇是談輸入學理的方法的。為什麼在自己的文集裡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為附錄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這場討論是朋友間進行的，他們的文章當初發表時，就是這麼初論、再論、三論、四論排下來，若不將藍志先和李大釗的文章一併排在正文裡，胡適的三論和四論就莫名其妙了。
說理的嚴密，分寸的恰切，語氣的肯定，這三個特點，在駁論文章中有著最為顯著的體現。說到這裡，順便看看當年胡適和李大釗是怎樣辯論的。李大釗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創始人，胡適後來和國民黨站在一起，後人就以為他們之間的爭論多麼的對立，多麼的尖銳，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一來當時共產黨還沒成立，李大釗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也只是從學理上研究，還未到實施的階段，二來李大釗一直是敬重胡適的，他只是在學理的層面上和胡適商榷，並非是怎樣的疾言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