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縣老家寫的，一開始就說，他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的那篇論文，發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胡適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李大釗和胡適商榷的問題共四個，在第一個問題中李大釗說：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62頁）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胡適引用了上面這段話，接下來說：
胡適的文風(5)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更偏重平等；在英國更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能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句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的肚裡，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頁）即使我們的感情更多地傾向於李大釗，也不能不承認，胡適的反駁，無論是論證的充分，說理的嚴密，態度的誠懇，與語氣的肯定上，更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