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半的时候，沈哲才陡然发现，要不是这份折子，他几乎都要忘记在大清国的政府机构里还有这个他曾经挂过职的总理外务衙门。
这倒不是因为他沈哲健忘，只是作为一个中央官署而言，这个没建立几个年头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用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确太缺乏其存在感，名义上总理衙门似乎是大清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其权利却是在被限制在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之下，在加上此段时间之内中西关系正处在难得的和局阶段，一时间让在同治初年风起云涌了片刻的总理外务衙门比内阁还清闲。
而这份奏折的内容，说是总理外务衙门的奏疏还不如说是总理外务衙门向朝廷转达法兰西大使馆的最新表态。
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在中英没有订立同盟的时候起就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法兰西虽然拥有着欧陆头号强国的名号但是政权更迭着实太过频繁，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个没超过过十八年，最短的只有百来天，这就让自古热衷稳定的中央朝廷应接不暇，再加上法兰西虽然人文主义底蕴深厚，文化发达，拥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但清朝政府当局对欧洲看重的也不是他们一贯自信的文学功底，而是法国人比之欧美各国少有建树的科技方面，这也就促使了在清政府这个力主洋务，加温中西交流的契机中，法兰西退居到二线的地位。
中英秘密同盟订立以后，清政府就更加与法兰西保持距离，既不去惹他，也不会有多热乎，基本上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这两个皆处在政府重心边缘的物质能相互结合并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很明显，这个“外力”不会自己毫无理由地产生，而是由作为这个世界的意外外力因素——沈哲所导致的。
不过，和以往那些都是由于蝴蝶效应而间接导致的特殊事例不同的是，这件事是由沈哲一手策划的，是他实践半年前对章云平那个关于“让朝廷允许私人办厂”那个连章云平都几乎要忘记的承诺的计划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步骤而已。
而这项计划的第一步则早在慈禧太后还坐镇储秀宫的同治十二年四月份就已经姗姗来迟。
在后世人看来，这个时代的清政府最大的顽症是顽固守旧，固步自封，最缺的是像日本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新事物的心态，但正所谓当局者迷，中国此时的“局”不在于某个阶层，而是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局”中的人也不只有慈禧太后和满朝文武，而是整个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