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本土的晋商和徽商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使用他们传统的人脉手段和金钱攻势，通过和一干地方官员打得火热，称兄道弟来给自己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毕竟，现在的各地能说的上话的官员很少有敢跟洋人使绊的，更何况，基本上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清帝国享受着片面最惠国的待遇。
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本土的商人想要在于西方商行的博弈中取得胜利的话基本上就腾不出闲钱去买房置地当地主，朝廷的这层担心也就不存了。
慈禧太后和他的儿子同治以及他们的智囊团一合计，觉得这事儿怎么着都赔不了，一旦赚了，还有可能是大赚，不但能让大清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说不定还能报道光年间和咸丰年间的“两箭之仇”，让西方列强把从大清掠夺去的银子都吐出来。
而从慈禧的个人感情而言，她如果可以办到这一切，把自己的儿子载淳打造成不逊于康熙皇帝那样的千古一帝，自己在清史中与孝庄皇太后比肩的梦想就不难实现了。
于是乎没过多久，太后老佛爷就和她的皇帝儿子达成了共识，放宽商业政策，不但废除了以前对商人的行为甚至是穿着的约束，甚至允许私人开办工厂，朝廷除了占据军工，盐铁矿山等关乎国家命脉的产业，其余都可以由民间自主承办，并且还声明如果资金不够可以由朝廷出面融资等一些列的扶持政策。
政策一经下达，在各个地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排斥政策，要说这个地手里有闲钱的富户老早就想学着西洋人的样子狠赚一笔，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手里的银子太多，但奈何以往朝廷管得太严，后台不硬的不敢轻易动这片“肥田”，是在憋得受不了了就干脆把钱投到外国的公司拿分红，现在朝廷政策变了，正好是应了他们的心声。
而各级的地方官员本来也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头大，要给他们地，偏偏那年头不是土地公有，朝廷手里面没有地，一直救济着自己的衙门也吃不消，但是不救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今朝廷鼓励私营工厂客观上解决了这样一批人的吃饭问题，虽然仍然只是个佣工比不得他们原来当自耕农的时候，但好歹有口饭吃，养得活一家老小，也算是给他们了一条活路。
以至于，上头的政策刚一到地方，当地的衙门还没着手宣传推广，各个手工作坊就已经开始筹备扩大规模，跑到衙门申请办厂的把门槛都踩矮了一截儿。
但与地方上的其乐融融相比，京城上空的风刮起来就没有那么柔和。
先是几个内阁官员向朝廷递交辞呈，半带威胁着说要告老还乡，载淳之前的三个皇帝——嘉庆、道光、咸丰应该来说对儒生都是很尊重的，芝麻大点儿个官都能让皇帝亲自出面，礼贤下士，三顾茅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