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半個月前，我再一次發病，肯特說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劑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細菌感染一次，藥物將給我的臟器帶來無法逆轉的損傷，屆時必須通過手術換掉被損傷的臟器，但我極有可能在手術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對這樣的qíng況，無論是他還是聶亦，都將束手無策，其實他現在已經束手無策。
肯特是這個領域內唯一能讓聶亦低頭的老科學家，說完那句話之後他就回了美國。
其實在肯特回美國的兩個月前，我已經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他們專業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體，就像是一盞燈，能看到幽暗的燈苗，能預計到它在什麼時候會熄滅。
自第一次病發後，很多時候我都待在無菌病房中，但現有的無菌病房並非百分之百無菌。聶亦一直在為我試驗完全無菌的無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電話，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說：“你可能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聶亦希望能對你實施急凍，這是最後方案，為此近期他要再來一趟美國。但我很遺憾，以你現在的身體指標，急凍成功的可能xing幾乎等於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聶亦也不行，雖然他還不肯承認。”他給了我三秒的時間讓我消化這個現實，才繼續道：“這是一個讓我很難過的結果，qíng感和專業上都是。如果你有什麼想要去做的，儘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可以告訴我，我會儘可能幫助你。”
我捧著電話良久才能出聲，我問他：“您為什麼要給我打這個電話，告訴我這件事？”
他沉默半晌，說：“我妻子去世時我也以為我能救她，將她禁錮在病chuáng上，最後她死在我懷裡，說很遺憾沒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亞的紅杉。”
在和肯特通話之前很久，我就已經做了決定，假如這一趟人生旅程即將走向終點，聶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後想要做的事有點兒困難，如果有肯特的幫忙，會輕鬆很多。
我在第二天撥通肯特的電話，跟他說，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潛水，拍攝冰下的白鯨。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潛，因為太危險，從前身體健康時聶亦就不同意。
這是我人生唯一的遺憾，如果生命就要終結，我希望是終結在海里。
我和肯特約定在離R國最近的長明島會合，這就是我執意前往長明島的原因。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我有九個多月的時間來思考。
我怯懦過，懼怕過，在暗夜裡痛哭過。那絕不是一段可以輕鬆回憶的時光。
其實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聶亦承受的痛應該尤甚於我，而我還傻乎乎地和他說：“要是我死掉，你把我燒成灰，放在白瓷罈子里，就放在家裡好不好？因為人要是死而有靈，埋在冰冷漆黑的泥土裡，我會害怕的，我會非常害怕。”
那時家裡專門建了一個無菌病房，我就住在那裡邊，每個進來見我的人都需要進行全身消毒。
那時候他抱著我，什麼話都沒有說，手卻擋在眼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了。他可能是哭了，那個動作是不敢讓淚落在我身上，因為眼淚也含有細菌。那之後他立刻出去了，當時不知道他出去做什麼，現在想想，應該是在消毒。
什麼樣的家庭才會那樣？丈夫每天晚上需要全身消毒之後才能和妻子共寢。
我們甚至連最簡單的一個親吻都不能。
離家之後終於再次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拖著這副免疫系統完全崩潰的身體，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敢碰，什麼亂七八糟的食物都敢往嘴裡招呼，全靠著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藥。
人生最後一次奢侈的狂歡，是為了死亡。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我思考了九個月，雖然直到今天依然覺得它不真實，卻有了一個答案。死亡是分離，是這世間最無望的分離。若人死而無靈，這分離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悲痛可言。若人死而有靈，我能看到還活著的他們，他們卻再也無法見我，他們的悲痛始終大於我。
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書》：“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
與其讓我先死，不如讓你先我而死，因為以你的瘦弱之軀，必然不能承受失去我的悲痛，如果我先死去，將失去我的悲痛留給你，我心不忍，所以寧願你先死去，讓我來承擔這樣的悲痛。
死亡是一場災難，卻更是活著的人的災難。
第二天，我和阮奕岑如約在長明島分手。我們互道了再會。
肯特的船會在傍晚到。
我買了只錄音筆，又去超市買了只玻璃瓶。收銀台的小姑娘長得很甜，開口臉上就是笑，和我聊天氣：“yīn了一個星期，今天終於出太陽了，吃過午飯你可以去waiting吧（“等待”吧）喝咖啡，在他們家曬太陽最好。”
傍晚時分我將錄音筆封入玻璃瓶子裡，看白色的làng花將它捲走。
也許多年後會有誰將它打撈起來，按開播放鍵，他們就能聽到一段話，還有一個故事。
我在錄音筆里說了什麼？
我說：
我沒有時間寫回憶錄，但生命中的那些美好，我想找個方式來記錄。
其實，如果我想寫回憶錄，那只是為寫給一個人看，所以此時我說這些話，也只是為了說給一個人聽。
但不能現在就讓他聽到，我希望我對他是一個永恆的牽掛，而不是一個冰冷的結果。
牽掛會讓人想要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