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刀”当然是我的幻觉，我那一瞬间要么是晕厥了过去，要么是用意念强迫自己晕睡了过去。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在随后的几年里忘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但是，“黑刀”在我脑上留下的疼痛却始终在那里，“黑刀”的模样也总出现在眼前，就像一个恶灵总是在你快要忘记它时它就出现了，站在你面前，提醒你其实你的生活和生命一直都是掌控在它手里的，你只不过是它唯它之命是从的奴隶。
有一天，就是在听张书记在会上那一席话——这席话直接导致了我的“月夜行动”——的前一年，我一下子把那天晚上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同时看到的还有，“黑刀”一直扎在我脑里那个地方，它扎出那个伤口这几年一直都在流血。我的震撼是无法测度的。在这种震撼中，我看到，当年我是否真有过那段经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它的真实性是绝对无法否认的，不管我个人有没有经历过它，天下也一定有孩子，无数村庄里的无数的孩子经历过它，而只要是它的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是天下有孩子经历过的，我就得承担起对它的绝对责任。据沟里人的传言，那位大队干部砸人家的门最多的时候是有大月亮的晚上。这位大队干部不知道，我选择在有月亮的晚上行动，我的“月夜行动”第一个晚上就是一个有大月亮的晚上，就是因为那天晚上天黑了我从我的学习屋里练字出来抬头看见后山梁上一轮皎洁的圆月，我听到这轮皎洁的月亮向我发出一声震动宇宙的“神的绝对命令”，这和我要给他当年在有月亮的晚上的疯狂一个“回答”是有关的。
所以，对我的“月夜行动”，大队干部们在什么时候打破他们的沉默向爹妈发话，是哪个大干部出面向爹妈发话，是我一开始就明白的，尽管多是灵魂的明白而不是脑里的明白，就是说，我是明白的，但我根本不知道也不用知道我是明白的。同时，尽管爹妈对他的发话有那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我“教育转来，扳转来”，却是注定不可能的。对于我这次的“月夜行动”，除了打，爹妈他们还用很多办法，几乎是他们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做到的做了，但都无济于事。总之，我不做到底是不会罢休的。
我通过我的行动想要他们知道但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的是，我绝不仅仅是要给哪一件事、哪一个人，比方说，哪一个大队干部的哪一个行为一个“回答”。我是要给整个世界一个“回答”，“回答”整个宇宙、整个存在、存在的整体，“回答”我自己，我自己的自己。就当年那把“黑刀”和它切出的伤口来说，我要承担起对它的绝对的责任，那就是“回答”整个宇宙、整个存在，“回答”我自己，“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我为什么竟然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我为何在此，我存在的意义和责任是什么，存在的本质到底的是什么，存在是神圣的还是虚妄的，不然，就是我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就是我不过是虚无和尘土。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使我怀疑，无数村庄无数的孩子都被同样的“黑刀”切出了同样的伤口，伤口同样在永远地流着血，而只要这是真实的，它就是全部同时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我同时就是所有的这些孩子，无数的不幸的孩子。要承担起对这样一个事情绝对的责任，我只有做出那样的“回答”。我别无选择。我觉得我别无选择。
他们不知道，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尽管我不用知道，我从懂事那天起就在为这次这样一个行动做准备，每时每刻都在用整个生命为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做准备。